上海
《非洲人的危机：哲学与非洲的本真》深入剖析了20世纪70年代非洲哲学界面临的认同与合法性危机。作者认为，非洲哲学长期陷入两种困境：一是模仿西方哲学体系，导致非洲哲学沦为殖民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丧失自主性；二是“部族哲学”试图从传统神话、语言和习俗中提炼概念和范畴，陷入本质化和主观任意。为此，他提出“有关本真性的辩证法”：非洲主体性应历经未经反思的“自在”、批判性自觉的“自为”、向普遍历史敞开的“为他”三阶段。
真正的非洲哲学并非固化的本质或怀旧游戏，而是一种基于批判自觉、面向实践的行动哲学。本书不仅是对非洲哲学危机的及时诊断，也为21世纪跨文化哲学对话和文明互鉴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非洲人的危机：哲学与非洲的本真》，[喀麦隆]法比安－埃布西·布拉加 著，邓皓琛 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内文选读：
任何一种理论，都可以受到肯定、阐述或否定
第二个提法力图在语法（词汇、形态和句法）和思维形式之间建立联系。这种尝试在科学的方法论或者在稍微打起精神的常识面前都会露出马脚。
a）颇有一些语法现象是和思维结构无关的，例如一些语言中的“性”。在没有“性”这个语法现象的语言里，我们可不能断言这种语言忽视了性别的差异；即使在存在“性”这个语法现象的语言里，语法上的阴性、阳性和中性也不完全对应着现实世界中的女性、男性和死物；而对于不存在“中性”的语言来说，这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宇宙的阴阳二分，不必然意味着万物有灵。
b）同一种固定的语法结构，大可以表达出现实中千千万万种不同的物理活动。哪怕最有智慧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无非是遵照同一种固定的语法结构造句说：太阳升起，天空响雷。
语言结构并不必然对应得上说话者的主观所指；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大可以存在某种“脱节”。词汇的含义时有变化，其实际运用也未必完全被现实情况所决定。诚然，很可能是词汇，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语言结构，决定了人们把握现实事物的方式。然而，一旦这种方式进入历史层面，也就是说遇到一些不可预测的意外、偶然的话，这种方式便会偏离词汇本身的含义。其实，就连成体系的语言本身也随着内部演变的逻辑，慢慢发生着吸收和类比，哪怕这并不和历史经验、所指有什么直接关系。人们总喜欢追根溯源，在词源上找到某个词最初的含义，仿佛最初的含义就是正统，而当下的含义只是变种，让人以为最初的东西必定是正确的，后发的东西必定是误入歧途的。可什么才算是源头？难道对所有形式来说，源头都始终是同一个？对于那些早已和源头断绝联系的事物来说，源头对它们呈现出另一个含义，那它们又该怎么办？通常来说，这个过程是很任意的：人们常常会把源头偏重历史、带有相对模糊性、不具规范性等色彩抹去，将源头塑造为亘古不变、潜伏在所有变化之下的常量，让其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例证来驳斥第二个“提法”。
看起来，我们可以给出这样的定义：语言，首先是一种交流的手段；就此而言，语言有着某种中立性。在某一语言中提出的东西大可以遭到否定；任何一种理论，都可以受到肯定、阐述或否定。
原标题：《超越东西对立，重构非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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