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金融监管新格局下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 | 《2026中国银行业排行榜200强研究报告》

2026年6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草案）》（以下简称“金融法（草案）”）与《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同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首次审议。目前两部法律都还处于“草案审议”阶段，尚未正式生效，但“1+N+X”金融法律体系的方向已经明确——金融法是“1”，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的单行法是“N”，其他金融法规是“X”。对行业来说，这标志着监管制度体系的系统性革新：从“分业分段监管”走向“功能监管+行为监管+穿透式监管”的全覆盖时代。

金融法（草案）的三大核心主线

金融法（草案）于2026年3月20日由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公布并公开征求意见，同年6月23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首次审议。草案共11章95条，定位为金融领域管总的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法律。

逻辑主线清晰且贯穿始终：一是强监管，国家将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管合法更要管非法”，推行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二是防风险，完善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处置机制，强化“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三是促发展，金融资源投向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五大关键调整

作为“N”序列中的中央银行基本法，修订草案共8章54条，是自2003年以来时隔20余年的首次全面大修。其核心逻辑在于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双支柱”体系，具体呈现为五大调整：

一是夯实基础管理制度，明确数字人民币法定地位，确立人民币包含实物与数字两种形态，同时健全金融业综合统计标准及央行财务预算管理制度；

二是宏观审慎正式入法，确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明确央行牵头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职责，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是强化金融稳定职能，明确央行对货币市场、票据市场及相关金融基础设施的监管权责，赋予其采取逆周期、跨周期调节措施的法定权限；

四是提升监管威慑力，大幅强化检查监督力度与法律责任，罚款上限提至2000万元，并配套“双罚”机制；

五是筑牢金融主权防线，增设域外适用条款及阻断、反制措施，与金融法（草案）形成联动，应对外部法律不当域外适用。

金融监管升级对银行业的影响

一是宏观审慎框架法定化，倒逼资本精细化管理全面升级。随着宏观审慎管理正式入法，逆周期资本缓冲、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等逆周期调节工具将从“相机抉择”转向“常态化运作”。这对国有大行及股份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管理提出了极高挑战。一方面，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与D-SIBs）面临的附加资本要求和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达标压力将持续存在，资本补充工具的发行节奏需与信贷投放规模精准匹配；另一方面，在资本稀缺性凸显的背景下，银行必须加速向轻资本经营模式转型，通过提高风险定价能力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降低对高资本消耗业务的依赖，这对资产负债管理（ALM）的前瞻性和精细化程度提出了严苛要求。

二是数字人民币法定化，开启支付结算体系重构新纪元。金融法（草案）明确数字人民币的法偿性与法律地位，实质上是在为构建下一代货币金融基础设施“定调”。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升级，更是支付结算体系的重构。提前布局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如智能合约预付卡、供应链全流程自动化结算、跨境贸易融资）的银行，将获得显著的“账户导流效应”和“数据沉淀优势”。特别是在跨境支付领域，数字人民币有望打破传统SWIFT体系的效率瓶颈，率先打通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业务场景的银行，将在服务外贸新业态及争夺离岸金融市场份额中占据战略制高点。

三是业务边界厘清，持牌经营成为硬性门槛。“金融业务特许经营”原则的强化，标志着无牌展业时代的终结。对于助贷、联合贷款等业务模式，监管逻辑已从“风险兜底”延伸至“主体合规”。商业银行在开展此类业务时，不能再仅充当单纯的出资方，而必须严格履行核心风控职能，并确保在获客、贷后管理等环节不触碰“异地展业”红线。更为关键的是，若合作平台不具备相应的融资担保、小额信贷或金融控股牌照，相关业务面临被直接取缔的风险。银行须立即开展合作机构名单制管理，清理无牌合作方，严防因第三方机构违规导致的合规连带责任。

四是惩戒力度质变，驱动合规文化深层变革。罚款上限由现行法的数十万元级跃升至2000万元，并辅以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双罚”机制，彻底改变了金融机构的违规成本收益核算逻辑。这种“伤筋动骨”式的处罚力度，意味着过去“以罚代管”“罚款买合规”的经营思路已彻底失效。银行必须将合规管理从后台支持部门提升至全行战略高度，建立健全尽职免责与违规追责并重的考核机制。特别是针对反洗钱、数据泄露及重大操作风险事件，管理层须重新审视内控合规体系的缺陷，因为任何单一案件的处罚都可能直接侵蚀当期净利润，甚至引发声誉风险的连锁反应。

商业银行的系统化应对策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金融机构合规管理办法》自2025年3月1日起施行，并设置一年过渡期，本身就为迎接金融法时代做了铺垫——它要求金融机构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合规管理体系，实现从“被动监管遵循”向“主动合规治理”的转变。面对金融法（草案）和修订草案的叠加冲击，银行业应从以下六个维度系统推进：

一是重构治理架构，筑牢合规独立性根基。董事会须对合规管理有效性承担最终责任。银行必须在总部设立首席合规官（高级管理人员），原则上在省级或一级分支机构设立合规官。首席合规官接受董事长和行长直接领导，除兼任行长外，严禁分管前台业务、财务、资金运用及内审等存在职责冲突的部门，确保合规管理的严肃性与独立性，严守“底线”与“红线”。

二是全面业务盘点，严守牌照与产品合规红线。以“金融业务特许经营”为原则，立即开展全业务线“牌照与产品”体检：逐一梳理业务资质，评估“灰色地带”业务的过渡期风险；专项排查存量产品的嵌套、拆分及监管套利设计，提前制定整改预案；重点聚焦助贷、联合贷款、资管嵌套及收益权转让等敏感模式，严防“借科技之名行金融之实”的无牌展业风险。

三是适配宏观审慎，优化资本与利率风险管理。紧扣“双支柱”框架，建立宏观审慎指标监测体系，动态对接央行逆周期调节工具。鉴于M2指标淡出、利率调控权重上升，市场利率波动性将加大，银行必须显著提升利率风险管理能力。系统重要性机构更应未雨绸缪，严格按照逆周期资本缓冲、附加资本及杠杆率要求，前瞻性规划资本补充与配置策略。

四是强化数智治理，夯实金融科技合规底座。针对AI、算法定价及智能投顾等模型，建立可解释、可审计的治理框架与算法备案机制，确保信贷审批与定价逻辑的透明度。将数据合规、隐私计算及模型风险管理提升至董事会决策层级。同时，抢抓数字人民币机遇，提前对接相关系统与应用场景，抢占下一代支付基础设施的先发优势。

五是深化消保机制，落实适当性管理义务。顺应金融法（草案）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强化要求，完善“了解你的客户”（KYC）与“了解你的产品”（KYP）双向匹配的适当性管理制度。健全投诉处理与纠纷多元化化解机制，实现销售全流程留痕与回溯。理财销售应摒弃单一依赖风险测评问卷的做法，转而构建多维度的精细客户画像系统。

六是完善风险处置，提升压力测试实战效能。对标“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要求，建立风险早期纠正机制。定期开展涵盖极端情景的压力测试，重点强化流动性风险演练，系统重要性银行还需制定详尽的“生前遗嘱”（恢复与处置计划）。开展跨境业务的机构，须密切关注域外适用条款及阻断反制措施，将法定处置工具内化为应急预案，切实维护金融安全。

编辑丨杨曦

审核 | 秦婷

责编丨兰银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