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潜伏了42年的地下党员谢汉光回到丰顺故里，见妻子已是儿孙满堂，便转身想要离开；妻子的一句话，让他顿时老泪纵横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台北。一道实施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被宣告解除。四个月后，开放探亲的闸门拉开。数以万计的老兵开始涌向旅行社，排队办理那本墨绿色封皮的“台湾地区出入境证”。

同一时间，在台东一处连邮差都懒得翻山进来的山坳里，一个被村里人喊了三十多年“叶先生”的老人，正蹲在土坯房门口。他手里捏着一根竹篾，面前是一只快要编好的鸡笼。

他听见收音机里在念新闻。年轻人围在村长家的院子里议论纷纷。他没有凑过去，只是把竹篾用力一收，笼口的圆箍合拢了。那只鸡笼后来一直挂在屋檐下，没人见他用过。

在台湾，像他这样从大陆来的外省人，一度有将近一百万。他们被统称为“荣民”或者“外省人”。但“叶依奎”不一样。他拿的是一张台东县鹿野乡的户籍誊本，职业栏写着“农林”。没人知道这个名字属于一个已经死去的排湾族青年。

那一年的探亲办法规定，大陆有血亲、姻亲、三等亲以内亲属的台湾居民，经登记后可以赴大陆。叶依奎在申请表上填了广东丰顺。承办的年轻公务员看了一眼，问了一句，探谁。他说，探妻。

福建沿海那年冬天来得早。他从深圳罗湖入境，手里攥着的证件上，名字还是叶依奎。照片是三年前在台东镇上拍的，穿一件灰布衬衫，头发梳得很整齐，但脸上那种被太阳晒透的木然，怎么修底片都遮不住。

从深圳到丰顺，他换了三种车。大巴在砂石路上颠得人骨头散架。沿途那些写着“开发区”三个红字的铁皮牌子，他在台湾的报纸上见过，但亲眼看到，感觉还是不一样。山比以前矮了。田埂比以前窄了。但埔寨镇采芝村口那棵榕树，气根垂下来，粗得像个门帘。

他站在榕树底下没有进去。背包带子勒着肩膀，里面的东西很少：两套换洗衣服，一包茶叶，还有一块用油纸裹着的旧布。那块布是一九四二年新婚妻子给他缝的鞋垫，针脚细密，边角磨得起毛，但洗干净了，叠得很平整。

他看见了院子。围墙矮了，翻新过。院子里晾着衣裳，有小孩的校服，红领巾搭在竹竿上，被风吹得翻卷起来。一个弯腰晾衣服的背影，头发全白了，背有些佝偻，动作很慢，一件衬衫要抖很久才挂上去。

那是曾秀萍。他走的时候，她二十出头。

他没有往前走。甚至往后退了半步。他原以为她可能不在了。四十二年，足够一个村子改三次名，足够一棵榕树被台风劈断两回。他在台东的夜里想过很多种可能，最多的那种是：她改嫁了，或者随儿子去了外地，老屋塌了，没人知道谢汉光是谁。

就在他侧身准备离开的时候，晾衣服的人回了头。视线越过半掩的柴门，不偏不倚落在他脸上。两个人隔着十几步远。风把晾在竹竿上的一条裤子吹掉在地上，谁也没去捡。

她张了张嘴。没有喊名字。只是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声音很轻地问了一句，像是怕把什么惊醒似的：是汉光吗。

他没有回答。膝盖弯下去的时候，手抓住了旁边的芭蕉叶，叶子被扯裂了，发出很脆的响声。眼泪砸在干裂的泥地上，溅起细小的灰。他弯着腰，肩膀抖得很厉害，喉咙里挤出一声含混的应答。

院子里跑出来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站在门口，愣了几秒，喊了一声爸。声音是哑的。后面跟着几个小孩子，怯生生地探头，看这个从没见过的老头。

那顿晚饭吃得很晚。灶房里烟气很重，鸡是临时杀的，拔毛拔得急，细毛还留在皮上。桌子拼了两张，勉强坐下。曾秀萍坐在他旁边，筷子不停地往他碗里夹菜，自己没怎么吃。

他说不清那晚吃了什么。只是觉得碗里的菜堆得冒尖，他拨开一层，下面又填上一层。

后来他才知道，他走的那年，曾秀萍怀着的孩子，是个男孩，取名谢定文。她带着孩子在丰顺教书，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饥荒那几年，她把口粮省给孩子，自己吃野菜，腿肿得按下去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

她没有改嫁。有人劝过，她摇头。再劝，她就不说话了。后来没人再劝。

谢汉光是在一九二〇年前后出生的，广东丰顺埔寨镇采芝村人，家名丙坤，在十一个兄弟姐妹里排行第二。一九四〇年考上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系。那时候广西大学因为战乱迁到了贵州榕江，校舍是茅草棚，上课要自己搬板凳。

他在大学里认识了一批从潮汕逃出来的地下党员。那些人躲在柳州农场里，他管吃管住，时间长了，自己也慢慢靠近了那条线。一九四五年，他正式入党。介绍人具体是谁，后来的档案里写得很简略，只说“经华南分局批准”。

抗战胜利那年秋天，他的老师林渭访先一步到了台湾，接手台湾省林业试验所。林渭访留学德国，学的是森林经营，接收了日本人留下的林业试验场之后，急着找懂技术的人。一封电报打到柳州，问谢汉光愿不愿意来。

谢汉光答应了。经过香港的时候，华南分局的方方和苏惠跟他谈了一次。苏惠说得很直接：你去台湾教书也好，进研究所也好，身份要立住。有个同志随后也要过去，你得给他安排个落脚的地方。

那个同志叫张伯哲，广东普宁人，比谢汉光小两三岁。两人在台湾见了面，谢汉光把他安排进林业试验所莲花池分所当科员。在外人看来，张伯哲是谢汉光的下属。但谢汉光自己清楚，组织关系上，张伯哲是台中地区工委书记，是他的领导。

莲花池分所在南投县鱼池乡，海拔五六百米，四周是台湾中部仅存的一片低海拔天然阔叶林。所里的日常工作很琐碎：育苗、间伐、记录生长量、整理引种试验的数据。谢汉光做事细致，公文写得工整，会议记录从不缺页。所长林渭访对他也算满意，后来让他兼任了分所主任。

分所有一扇后窗，正对着街角的一个绿色邮筒。每天下班后，谢汉光会在窗边站几分钟。不是在等信，是在看有没有人往那个邮筒里投东西。那是他和外界保持联系的一个习惯。

没有人知道这些。所里的工友只觉得这位主任话不多，待人客气，但总像隔着一层什么。

一九四九年夏天，基隆中学出事了。一份叫《光明报》的油印小报被保密局查获。报上登的是解放战争的消息，还有中共中央的广播记录稿。印报的地方在基隆中学后山的一间宿舍里，有时也藏在山洞里。负责刻钢版的是学校的职员，负责审稿排版的是一个叫陈仲豪的年轻教师。

陈仲豪是广西大学农学院出来的，跟谢汉光是校友。他一九四七年渡海到台湾，在基隆中学教生物，同时担任校内地下党支部书记。编《光明报》的任务是省工委直接下达的，由林英杰领导，陈仲豪和李翠具体负责。

报纸被查获后，保密局顺着发行渠道一路往上摸。基隆市工委书记钟浩东被捕，接着是省工委的几位主要干部。陈仲豪在逮捕扩大之前得到了消息，连夜南下台中，找到了张伯哲和谢汉光。谢汉光给他安排了住处，又帮他弄到一张飞往汕头的机票。十月六日，陈仲豪化名“林辰康”离开台湾，此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陈仲豪后来活到了九十八岁，做了汕头大学的图书馆馆长，晚年接受口述史访谈时详细讲过《光明报》的运作。但在一九四九年的那个秋天，他走的时候，谢汉光没有送他去机场。两个人甚至没有多说几句话。

谢汉光知道自己走不了。他的身份、职务、在台中的关系网，都已经嵌得太深。

蔡孝乾是一九五〇年一月被捕的。他是中共台湾省工委的最高负责人，参加过长征，是台湾彰化人。被捕之后，他供出了整个组织的名单和联络方式。

那几个月，台湾中部的空气里都是宪兵皮鞋踩在碎石路上的声音。台中地区工委在张伯哲的领导下，原本已经发展了二百多名党员，组织从丰原、东势一直铺到员林、北斗。张伯哲在台中市郊还建立了几个武装据点。但这一切在蔡孝乾的口供面前，像纸一样被撕开了。

张伯哲是在一九五〇年四月被捕的。同时被捕的还有台中市工委书记邓锡章、工委李炳崑等。当年十二月八日，张伯哲、邓锡章、李炳崑等七人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执行枪决。张伯哲那年三十岁。

谢汉光本来也应该在那份名单上。

在逮捕全面展开之前，张伯哲给他送出了一封很短的撤退信。信上只写了几句话，大意是情况危急，立即离开，不要回住处。谢汉光看完，把信烧了，灰摁碎在烟灰缸里。他没有去林业试验所，也没有回宿舍。身上只有几件衣服和一点现金。

他往东走。从台中到台东，中间隔着中央山脉。他没有走公路，沿着山间的产业道路一路向南，搭过运木材的卡车，也走过几段完全靠脚的路。到了台东境内之后，他继续往山里走，最后在一个叫鹿野的地方停了下来。

鹿野那时候还是个很偏的乡。花东纵谷的南段，两边都是山，卑南溪从中间穿过去。乡里大多数人种稻子和甘蔗，也有一些在林班做工的。谢汉光到的时候，身上那张台中的身份证已经不敢再用了。

村里有个老人刚去世，户籍上还没来得及注销。那个去世的人叫叶依奎，是排湾族。谢汉光冒了这个名。村长看他是个外省人，问来历。他说老家遭了难，逃难来的。村长见他肯下地，识字，会算数，就让他留了下来。

叶依奎在鹿野的山坡上搭了一间土坯房。屋顶是甘蔗叶和竹片铺的，台风天要压石头，不然会被掀掉。他种过姜，帮人修过篱笆，也在林班里做过砍草的零工。手指因为常年干粗活裂了口子，指甲缝里的泥洗不干净。

他在那里住了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里，他没有写过一封信回丰顺。不是不想写，是不能写。任何一封信，只要寄到埔寨镇，就可能被拆开看。他不能暴露曾秀萍和孩子的地址，不能让他们因为自己而受牵连。那种年代，一个“匪谍家属”的帽子扣下来，一家人都翻不了身。

他养过一条狗，是捡来的土狗，很瘦，跟着他走了一路。他叫它小黑。小黑夜里睡在门口，听见生人的脚步声就低声叫。后来小黑老死了，他没有再养。

村里有人给他介绍过亲事。他说在大陆有家。问得多了，他就不说了。逢年过节，村里放鞭炮，他一个人坐在山坡上，坐到后半夜。

他不知道曾秀萍还在不在。不知道儿子长成了什么样。不知道父母是否活着。这种不知道，比任何具体的苦都难熬。

一九八七年戒严解除的消息传到鹿野的时候，他正在门口劈柴。收音机放在窗台上，声音开得很大。他把斧头举起来，停在半空，过了好几秒才落下去。那块柴从中间裂开，很整齐。

他开始想办法回去。叶依奎的身份是假的，但户籍是真的——那个排湾族青年死的时候，户籍上的人已经变成了他。他用这个身份办了出境手续，辗转托人，弄到了一张探亲证。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他从台东出发，经台北飞香港，再从香港进深圳。到丰顺的时候，是下午三四点钟。天灰蒙蒙的，路边的槐树叶子半黄不黄。

他站在村口，没有直接进去。买了一瓶水，坐在榕树底下。有小孩跑过来看他，又跑开了。他跟自己说，只看一眼，知道她活着，就走。

然后他就看见了那个晾衣服的背影。

曾秀萍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后来被家里人记了很多年。她说：我哪都没去，就在丰顺教书。你回来，总得有个地方能找到你。

谢汉光在家住下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是证明自己是谁。

叶依奎的身份用了三十八年，档案上、户籍上、出境记录上，都是这个名字。要恢复谢汉光，需要人证，需要组织审查。

陈仲豪帮了很大的忙。他那时候已经从汕头华侨中学退休，住在汕头。谢汉光托人联系到他，陈仲豪联合了十几位当年在台湾工作过的潮汕老干部，一起写了证明材料。材料通过天津市委对台办公室转到中共中央组织部。

审查用了几年。一九九四年秋，中组部的批复下来了。恢复谢汉光党籍，补办离休手续。文件上写着：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八八年，在台湾长期潜伏，坚持信仰，经受了严峻考验。

那一年他七十五岁。

他在采芝村的老屋里又活了两年。院子里种了几棵月季，春天开起来红红粉粉的。他每天早上扫院子，给花浇水，动作很慢。村里人叫他谢伯，他笑呵呵地应。

有村小学请他去讲革命故事。他站在操场上，看着底下那些小脑袋，想了很久，只讲了一段。他说的是离家那天早上，曾秀萍站在门口，没有哭，也没有喊他，只说了一句，家里有我在，你走。

他没有讲台东的山，没有讲张伯哲的枪决，没有讲那三十八年里每一个不敢写信的夜晚。

一九九六年，谢汉光在家中去世。七十五岁。

家人整理遗物的时候，在一个旧木箱里找到一叠白纸。折得整整齐齐，一个字没有写。纸下面压着那张“叶依奎”的旧证件，照片已经模糊，边角磨圆了。再往下，是那双旧鞋垫。

针脚还是当年的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