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美国渐行渐远，曾指责中国的新加坡前外交官，比美国人还着急

新加坡前外交部常任秘书比拉哈里考斯肯，是东南亚外交圈里难得的”长期声音”。他1954年生，职业生涯横跨新加坡建国初期的战略迷茫一直到后冷战时代的地区整合，曾担任新加坡驻联合国代表、驻俄罗斯大使，以及外交部常任秘书，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主席。这个人一向以嘴辣、话直著称，在东南亚外交圈里被视为”清醒派”的代表人物。但认真追他这两年的轨迹，就会发现：一个嘴上一直在批中国的老外交官，在2026年上半年，对美国的焦虑已经明显盖过了对中国的不满，言语之间透出的慌乱，比在场的美国人还要急迫几分。

2025年11月，他出版新书《亚洲世纪的神话》，在国际战略学术界引发广泛讨论。书中他旗帜鲜明地拒绝”亚洲世纪”的叙事，认为这不过是一种被情绪裹挟的浪漫主义，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美国的退场，也不意味着亚洲会在中国主导下形成统一秩序。从论证逻辑上看，这套叙事是在为维持美国在亚太的存在背书——担心中国坐大，对美国的依赖哪怕有所松动也让他如坐针毡。他的焦虑已不再是针对中国本身，而是担忧美国不再稳稳扮演那个”可靠的压舱石”，而这恰恰正在成为现实。

进入2026年，这种焦虑有了更具体的注脚。2026年1月，美国拘押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这个举动在国际社会激起了广泛的法律与政治争议。比拉哈里随即发表评论，其核心逻辑是反驳”美国此举为中国采取行动提供先例”的论断，他认为把此事简单套用到其他局势上是一种”过度简化”。但耐人寻味的是，他在反驳这一逻辑的同时，措辞之间隐含的前提却是：他非常在意外部世界如何解读和评估美国的行动。一个真正”不选边”的人，不会以如此强烈的参与感去为美国行为的后果做背书式的辨析。

2026年5月，格局出现了一次重要的转折。特朗普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双方在北京峰会上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两国元首之间在过去数年高度对抗氛围下难得的框架共识。共识之下矛盾并未消除——芯片出口管制依然高筑，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竞争仍在全面提速，稀土出口管制的问题悬而未决。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信任远未建立，双方的算计仍在持续，只不过多了一个”不要把事情搞得太难看”的共同愿望。这种状态，对东南亚小国的战略算盘来说，既是短暂的窗口，也是深度的不确定性。

比拉哈里的焦虑在2026年6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上有了最直接的公开表达。这场一年一度的亚洲安全对话素来是地区战略博弈的晴雨表，今年恰逢多事之秋——中国代表团降调出席，未派防长，仅以”专家学者”名义参会，高调站台的形象明显收敛；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虽然亲自出席，言辞中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国家”，要求盟友加大防务投入，但其”强而克制”的定语本身，就已经在暗示美国的战略收紧。比拉哈里在对话期间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语气颇为感慨地说：“欧洲以为丛林已经被驯服了，然后它受到了冲击。”他说的是欧洲，但话里的底色，同样适用于他自己所在的那个圈子——过去几十年新加坡借以安身立命的那套多边秩序，在持续承压。

2026年9月，外部世界的变化加速到了一个新的节点。中国最高领导人应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多年来首次在华盛顿举行最高规格的国事访问，距离2026年5月特朗普访华仅仅四个月，两国元首年内完成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记录。

峰会期间，双方宣布就约300亿美元商品相互降低关税，中国取消对关键矿物的出口限制，两国还就人工智能安全正式建立了对话机制，贸易休战期延续至2027年1月。中方将峰会首项成果定义为建立”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与美方公布的版本在相当程度上重叠，但在涉及煤炭进口承诺以及具体关税削减细节上，双方各自表述存在明显落差，折射出深层矛盾远未弥合的底色。

当美军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引发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波动，东南亚多国经济面临输入性通胀压力之际，部分国家对华盛顿在亚太承诺的可信度评估，已在悄然更新。这不是在选边，这是现实利益的精细计算，与比拉哈里的言辞焦虑相比，各国政府的决策逻辑显然务实得多。

如果把比拉哈里的批评中国和他对美国渐行渐远的焦虑放在同一个坐标系里来看，就会发现这两件事其实并不矛盾，而是同一套心理结构的两面。他的整个战略世界观，建立在美国作为秩序提供者这个前提之上：因为有美国在场，小国才能对中国保持距离，才能批评中国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

一旦这个前提开始松动，他的批评工具就变得越来越像是拿着一根没有实际支撑的旗杆在挥舞。他比美国人还着急，并不是因为他对中国的批评更有道德底气，而是因为他的立场本身，从一开始就是以美国的存在为底层支撑的。美国人收缩的时候，大不了换个战场；而他，连战场本身都快没有了。

当然，历史的进程从来不是线性的，中美关系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行道。2026年9月的峰会说明，即便在激烈博弈的背景下，两国依然有意愿维持基本的战略沟通框架，这对整个地区的稳定而言本身就是一个积极变量。但所谓”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仍有待双方在芯片管制、人工智能监管、军事沟通机制等一系列具体议题上持续落实，而不是停留在峰会公报的字面表述上。

东南亚国家，包括新加坡，面临的真正战略课题，不是听一位退休外交官用他的旧世界观解读新格局，而是在一个多极竞争的现实中，切实经营自己手里真正的战略筹码，在这一点上，现实早已走在了言辞的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