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键矿产”看全球资源话语权博弈

来源：中国矿业报

评 论

在国内的公共讨论里，“关键矿产”一词曝光度快速走高，不少行业研报、学术研讨与媒体报道中，越来越多以之替代我国法定表述“战略性矿产”。今年6月《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施行后，许多报道标题用的是“36种关键矿产”，而非法律文本中的“36种战略性矿产”。

这个源自美国官方的概念正在悄无声息地替换中国法定概念，它看上去更技术、更中性、更便于“与国际接轨”。“战略性”三个字则直接凸显国家意志与发展目标。当然，西方的“关键矿产”政策高度绑定国家安全与地缘博弈。这套话语的策略在于，用技术化外壳完成去政治化包装，把充满地缘诉求的政策伪装成纯粹的技术评估问题，没有阶级、没有主体、没有方向——悄无声息地去政治化。

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频繁讨论的所谓“南方国家资源民族主义”精心包装的话语框架：表面上描绘欠发达国家通过国有化、出口管制、强制本土加工强化资源管控的趋势，但只要拆解“南方国家”“资源”“民族主义”三个关键词就会发现，概念置换完成多重遮蔽——在批评发展中国家的同时，回避西方国家的资源利己主义实践。

第一重遮蔽：把“全球南方”窄化为空间坐标。“全球南方”源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亚非拉反帝反殖解放运动，原本是发展中国家团结抗争的政治身份。但在西方关于资源议题的特定话语中，它被剥离历史内涵，简化为纯粹地理标签，把智利、印尼、刚果（金）、赞比亚等社会阶级结构、发展阶段差异巨大的国家打包成同质化的虚幻“南方”整体，以空间宿命替换历史主体，掩盖真实的利益分化与内部矛盾。

“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指向摆脱殖民依附、争取经济自主、反抗不平等分工的历史进程。当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被装入“全球南方国家”的资源叙事，就被窄化为区域性局部调整，社会经济矛盾简化为地理位置问题，主动争取权益的历史主体被降格为被动的空间坐标，切断了它对全球资本主义不平等体系的批判维度。当然，“全球南方”并非天然负面，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场合，众多发展中国家也使用这一身份开展协作，问题不是概念本身，而是西方学界在资源议题上对它的扭曲挪用。

第二重遮蔽：用“资源”悬置所有制与分配关系。

我们经常说资源、资产、资本的三位一体，为什么“南方国家资源民族主义”背后的资产、资本关系被刻意无视？因为“资源”指向自然属性，描述地下客观存在的铜、锂、钴、镍，属于地质与技术范畴，本身不回答矿藏归谁所有、由谁控制、收益为谁增值等资产、资本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不是单纯的物，而是以物为载体的社会关系。

问题不在讨论资源这一自然物——自然资源是客观物理现实。问题在西方话语止步于资源层面、刻意回避资产、资本维度：矿产所有制是什么？全民所有、国家所有还是私人占有？即便名义上归国家所有，国家机器究竟代表广大民众还是少数精英？仅谈“资源”，容易引导读者预设资源本身中性、矛盾只来自管理优劣，产权与分配背后嵌套的权力关系，被简化为管好自然物的技术性事务。

第三重遮蔽：污名化“民族主义”以抹平阶级矛盾。

西方制造的热门话语“资源民族主义”，为什么不说“资源资本主义”或“资源社会主义”？近现代史上，民族诉求本身曾经是殖民地人民争取解放的重要武器。但在西方这套特定资源话语里，“民族主义”更多含混指向人种学、生理学的共同体叙事，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民众打包进笼统的“民族”外壳。社会主义视角追问生产资料归谁、公有制如何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资本主义分析追问资本如何积累、剥削如何发生、剩余价值如何增殖。但一旦套上“民族主义”帽子，各国阶级分化就被模糊，社会分化、政治冲突转化为文化习俗差异，让结构性不平等看起来像是天然的、不可更改的。

经过这三层概念改造，一个本应直面“谁控制资源、谁占有剩余价值、谁承担生态代价”的政治经济学议题，被改造为一套看似中立、价值无涉的技术管理问题。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其幕后的“西方国家资源民族主义”。

“南方国家资源民族主义”这套话语被大量生产传播，根源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下，西方垄断资本的利益诉求与现实能力之间出现巨大落差。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带动战略性矿产需求指数级上涨，垄断资本希望牢牢掌控从矿山到终端的全产业链时，发现自身陷入金融化、空心化、去工业化的泥淖。

以美国为例，2026年，特朗普政府关键矿产战略骤然提速：推出120亿美元“金库计划”扩充战略储备；向盟友发出180天时限要求推动签署“去中国化”协议；援引《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将进口依赖界定为“国家安全威胁”；

FORGE倡议集合50多个经济体打造“关键矿产俱乐部”，对内设置采购价格底线、对外动用反倾销关税，建立脱离真实供需的定价机制。这种高强度的政治干预与排他性供应链操作，把资源民族主义推到无以复加的资源利己主义，但西方为自己换上体面包装——“供应链安全”“战略自主”“去风险”。

反观印尼出台镍原矿出口禁令推动本土冶炼，刚果（金）要求外资矿企适度让渡股权，智利推进锂矿国有化——这些维护本国权益的举措却被贴上“资源民族主义”标签。

为什么我们不讨论“西方国家资源民族主义”，因为西方国家掌握着话语权，这也是国家焦虑的包装权。美国长期“脱实向虚”，本土冶炼产能大幅萎缩，16种关键矿产完全依赖进口，54种对外依存度超过一半。面对全球精炼加工产能高度集中于中国的现实，西方将供应链焦虑包装成公共议题，把排他性操作包装为“去风险”，把阵营化行动包装为多边合作，企图煽风点火南方国家“民族主义”，使其切断同中国的产业合作，重回西方主导的资源攫取体系。

部分南方国家的资源主权政策，不是天然无问题。国有化、管控出口如果治理失效，也会出现精英俘获、腐败，资源红利难以普惠民众。但西方话语并不关注这些弊病，而是不分具体国情、不分权力结构，试图以“资源民族主义”话语挑唆，分化南方国家，构建所谓“西方+南方”的“西南方”来围堵孤立东方，这就是全部秘密。

南方国家依托矿产资源，希望向下游延伸产业链，摆脱“只输出原矿”的处境，破解“资源诅咒”，根本上是对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诉求，只能通过摆脱西方殖民主义历史枷锁和美元货币霸权，争取资源定价权，尊重资源国主权、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合作国发展下游加工、助力自主工业化——这不正是中国模式吗？

话语的解构不是为了否定发展诉求，而是为了看清在资源问题辩论中，我们究竟在用什么语言思考，什么真相在人云亦云中被遮蔽了。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