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堂｜从震旦到复旦：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

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其既以“天下为己任”，更以“真理为依归”。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联合大学史研究者张淑锵，特别推出“大学堂”系列，回望中国晚清民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与大学师者的风骨，重温那些关于求是、存真、独立、自由与担当的大学精神与人文传统。不仅重述校史，更要追问：大学为何而立，知识为何而求，教育又应当培养怎样的人。

今天复旦大学是由徐家汇李公祠中的复旦公学升格而来，而追溯复旦公学的历史，其最初创人就是近代著名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马相伯先生（1840-1939，江苏丹徒，一说丹阳人）。作为近代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除了复旦之外，马相伯所创学校中还有近代知名的震旦学院（后改大学）与北京的辅仁大学及诸多中等、初等学校。其门下从学者，从梁启超、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等名流要员，到各位早期震旦、复旦学子，可谓桃李满天下。同时，马相伯先生一生跌宕起落，遍涉教坛政界，晚年看淡风云，隐居沪上。享年一百岁的相伯老，也算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高寿名人之一。

1905年春，马相伯在六十六岁那年，携带从震旦出走的师生另创新校。最终在沪上各界的支持下，来到吴淞创办复旦公学，于下半年农历中秋后一日开学。学校的名字从最初的“新震旦”到最终的“复旦”，从一开始为了“光复震旦”，到后来的“旦复旦兮”，复旦在这一年中经历新生与涅槃。复旦新创仅过了一个学期，马相伯便因故离开学校。全新的复旦差点经历一次停办重组，此时学生大哗，最终由各位名流校董苦心支持，教务长严复亲自主持大局，复旦才在之后几年勉强立足。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民元时复旦吴淞校舍被光复军占领，最终被迫迁至无锡惠山李鹤章祠，再迁回上海徐家汇，于李公祠中继续办学，这一办又是十年。最终，1913年掌校的功勋校长李登辉先生，把复旦迁到日后的永久校址江湾，复旦才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1913年的马相伯

“从震旦到复旦”

马相伯早年自家乡来沪求学，就在耶稣会所办圣依纳爵公学中，后一路培养成神学博士，但最终与耶稣会的矛盾不可调和而脱离教会。1874年起，马相伯离开了青少年时期一直生活的徐家汇，由大哥马建勋介绍来到山东淮军系圈子做事，做过布政使的幕僚，做过机器局的督办，也参与开矿的工作。此后的十年间，马相伯应黎庶昌、李鸿章等派遣，出使过日、朝、欧美等地，经历逐渐丰富。五十四岁（1893）时，马相伯妻子与幼子死于探亲的海难，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的母亲、弟弟建忠相继离世，让马相伯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1900年起，马相伯陆续捐出家产，重归教会，隐居于徐家汇土山湾，并希望借助教会力量办学。1902年底，马相伯在徐家汇旧天文台院址创办震旦学院，发布了学院章程，并于次年春正式开学，当时有来自国内多地的学生数十名，主要生源来自不久前爆发的南洋公学学潮。不过震旦办学不久，校内也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了马相伯率领师生出走，创办复旦。

“从震旦到复旦”语出马相伯《一日一谈》之中，马公在这篇访谈中提及震旦与复旦创校时的细节：

不过震旦开了一年多之后，我因其中的教授及管理方法与我意见不合，遂脱离关系而另组织一校，以答与我志同道合的青年学子的诚意，这就是现在的“复旦”。

马相伯的这段提到了自己离开震旦是因为与之上课与管理理念不同。从1904年底开始，震旦新来的教务长南从周与包括马相伯在内的中国师生，在教学理念、尤其是外语课程内容上发生冲突，无法调和，最终出现出走复旦。其实马相伯在二十世纪与法国天主教会及震旦大学之间，关系始终保持密切，并没有因为出走震旦而有太过干扰。正如李天纲教授在《从震旦到复旦：清末外语教育与民族主义》所提示的那样：脱离震旦学院之后的复旦公学，更加持有一种“语言世界主义”，而不是“语言民族主义”的价值观，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关于马相伯最权威的成果是李天纲教授的《马相伯年谱长编》

马相伯的《从震旦到复旦》又载：

复旦初办的时候，经济非常艰窘，校址又没有。我们在吴淞看好了一座房子，是吴淞镇台的旧衙门，地方很宏敞，既远城市，可以避尘器；又近海边，可以使学生多接近海天空阔之气。大家决定了，我便打了一个电报给两江总督周玉山（馥），请他把这个旧衙署拨给我们，并请他帮助些许经费。他回电很鼓励我们，吴淞旧镇署照拨，并汇了两万银子给我们做经费。周玉山之所以如此慷慨，还是李文忠的一点关系，因为周氏本是淮军出身，我们弟兄也与淮军有关系，所以他对我们的要求很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假使当时两江总督是李中堂，那他对于我们的学校更要大大地帮助，文忠之豁达大度，信人不疑，当时阁臣疆吏中实无第二人，（曾、左都未免书生之见，与三家村的态度，胡文忠局度恢宏，然而天不永年，中道捐弃，可惜！）他于愚弟兄所创办的学校，定然另具一副眼光相看。

据马相伯回忆，复旦大学初创能立足一开始主要还是淮军系人帮忙。马相伯办震旦时所有钱都捐给了教会，此时再办复旦则经费、用地、教师一时都搞不定。当时两江巡抚是李鸿章的得力干将周馥，听说马相伯又办了学校，表示要支持。周馥拨了马相伯看中的一处办学地方“吴淞镇台的旧衙门”。同时，办学的启动经费也筹集了一点“汇了两万银子”，做办学经费。这些回忆虽然隔了几十年，与传世文献中记载略有差别。晚年马相伯回忆起此事来，还略有不满地表示，彼时李鸿章若还在世、而坐镇两江总督，那他的支持力度可能会更大，并对李氏行事为人大加赞赏，认为曾国藩、左宗棠亦不能与之比肩。所以在马相伯心中，复旦公学其实最初的理想是走淮军系强人扶持的官办路线，一如早期的南洋公学。

马相伯这段创校回忆无疑是生动而关键的，但从1905年初出走震旦到9月中旬正式开学，初生的复旦其实经历了更多曲折的过程。今天学界对此梳理最为系统的是张仲民教授关于早期复旦人物——陈寅恪、严复与熊季廉的研究。

张仲民教授在分别考察这三位早期复旦史上的知名过客时，详细梳理了复旦早期创校时遇到的诸多现实困难与路人的襄助；兹不避繁，略引述于下。1905年震旦学院至晚于3月10日之前即已宣布解散，蒋维乔、张元济等商务印书馆名流最先开始反应，请从学马相伯的蔡元培去探听究竟。此后报上相关震旦消息开始频出，主要的声音都是希望地方各界能支持筹办新学，成立一新震旦。马相伯亦颇受鼓舞，致电尚在法国的严复回归，协助自己合办新学院。严复在一年前暂居沪上时就有创办新学的理想，他的理想计划得到张元济、夏曾佑、蒋维乔等商务系出版同仁的欣赏与肯定，显然马相伯也对其颇为熟悉，所以才会在此时照其回国襄助。当然，更重要的是两江总督周馥也亲自过问，周馥曾责成上海道台袁树勋查访震旦退学事，并言为马相伯亲自告知此事，并希望其伸出援手。袁树勋迅速查明后报告周氏，这些材料都被报纸披露出来，形成全社会对马相伯及失学学生的同情。时上海地方的绅商张謇、王清穆（1860-1941）、曾铸等曾过问此事，并积极参与筹建“新震旦”学院的计划。1905年3月25日，众人在福州路一品香聚会，公推马相伯为“新震旦”校长，并讨论了筹措经费的办法。就在这次碰面时，定下借吴淞的军镇行辕及公所，暂作校舍，并电周馥望其批准。周馥很快与帮忙联系，军方答应出借提镇行辕，但只肯借半年，且六营公所不在出借之列。最终在两江总督与苏松太道（上海道）的合力，及张謇、王清穆、曾铸的共同努力下，新生的复旦终于得到了吴淞行辕一地开始办学。

张仲民著《叶落知秋：清末民初的史事和人物》

依靠以周馥、袁树勋及张謇、曾铸等政商合力，马相伯和他的弟子们很快从出走震旦的阴霾中走出，复旦公学正式成立。马相伯在《复旦公学募捐公启》中列上了包括严复、张謇、曾铸、王清穆、陈季同等28位名流担任复旦校董，希望他们能为复旦提高声望，募集办校资金。这些名流校董也没有辜负复旦期望。名列首位的严复便积极参与到复旦建设当中。

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县人，近代极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出任了复旦公学的第二任校长。他最为人熟知的是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严复从欧洲回国，答应马相伯出任校董后，起草了第一代《复旦公学章程》，还拉来了他的得意门生熊季廉（1879-1906）任校董，熊曾在南昌办过学堂。8月24日，严复与马相伯共同主持了新复旦的招生考试。学校原定于八月初二即1905年8月31日开学，但因准备工作没有完成，先延期至八月初六（9月4日），又因为房屋不够，偏偏遇到一场台风把住宿区的房子刮掉了一堵墙，再推迟至中秋后一日9月14日。开学典礼上，马相伯和严复都做了演讲，第三位演讲的英文教员、日后复旦的功勋校长李登辉。校董之一的海军大将萨镇冰请来军乐队演奏，淞沪铁路是日经过吴松镇站后均为复旦停车五分钟。开学典礼两点开始，诸位校长教员对学者嘱以殷切期望后，在四点由另一位校董、也是学校主事者袁希涛摇铃散会，全场来宾、师生、教职员共三百余人，开学典礼圆满成功。

第一学期后的1905年底，校长马相伯受周馥委托赴日本，复旦校务交给了留校的师生同仁。马氏赴日的任务是安抚在日中国留学生照常上课，切勿附和罢课回国的言论，但效果不佳。是年冬，日本颁布《关于清国留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简称《取缔规约》）其中有一条是针对整顿日本不合格的公私立学校随意接受中国留学生，同时取缔品行不良的中国学生，以提升日本留学的质量，但这两条刺激了留日中国学生的神经，引发大规模抗议罢课，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留学生退学归国的风潮。次年1906年初，第一批群情激昂的留日学生回国，麇集沪上，在郑孝胥等人的斡旋下成立了近代著名的中国公学，乃是后话。

在马相伯离开的1905年底，新兴的复旦很快便遇到了困难。庶务长兼校董袁希涛，鉴于复旦初创经费困难，用地紧张，便登报宣布复旦暂时休学，遭到学生罢免。而1906年初代理复旦校务的熊季廉，于正月病倒，农历三月底病卒，享年仅28岁。是年暑假，熊的两位老师严复与陈三立共同出面，为复旦奔走募缘，主持校务；复旦在他们的努力下又得到了包括周馥在内的多笔资金款项。而严复的社会威望让复旦在1907年1月得到继任两江总督端方的青睐，继任上海道瑞澂就授意给复旦拨过两千多两银子。也在这时间前后，严复被端方正式任命为复旦的监督（校长）。张仲民教授的研究，由于严复的社会兼职及其任人唯亲、言行不一的问题，最终又与学校本土派破裂。1908年5年严复请辞复旦学监，并推荐江苏候补道员、新建人夏敬观（1875-1953）继任，夏氏几乎没做几个月复旦监督，便去了中国公学任校监；这显然是应端方的要求，接替郑孝胥的中公校监位。此后商务出版系的长乐人高凤谦（1870-1936），也略代理过一阵。1910年复旦重新迎回马相伯，此时马相伯已经七十周岁了。此后的1911年光复军进占吴淞复旦与中国公学等处校园。复旦被迫迁徙无锡惠山与徐家汇李公祠，开启新的时代。

关于吴淞的记忆

早年复旦办学记载不是很多，甚至对于吴淞本身，大部分读者都会略有有些陌生。1905年的马相伯为什么会选择从徐家汇把学校办到吴淞，以及吴淞一带有多少复旦留下的印记，仍值得探寻一番。

吴淞一地得名于吴淞江，为吴淞江明清时期入海口以西。在明代吴淞江下游主航道为黄浦江所夺，但吴淞的地名还是被保留下来。在嘉定县设立前属昆山。清雍正二年（1724）析出东境建新县，沿用明永乐年为导航而修筑于浦东高桥海滨的一座土山“宝山”之名定县名为宝山。一开始新宝山与嘉定同城而治，次年分治，置县治于吴淞所城，即今日吴淞镇沿江区域。自明初在此地设吴淞江守御千户所，驻守吴淞江入海口开始，吴淞便一直成为统一王朝的江海防线的重要戍所。光绪二年（1876），工部局授意怡和洋行等外商洋行擅自修筑了上海至吴淞的吴淞铁路后，此地块正式被定名为吴淞。从文献上看，复旦公学是吴淞地区办起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在此之后有了渔业学校（今上海海洋大学前身）、商船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前身）、中国公学、同济大学等。

1915年吴淞地图中的复旦公学

复旦创校的位置，在报纸报道中有不同的缩写，其在地方志中的标准叫法应该是“吴淞提镇行辕”。此处位于吴淞镇中心偏北侧，历代宝山地方志中记载颇为详细，《民国宝山县续志》（1921）卷七载：

复旦公学，今称大学。光绪三十一年，马良、严几道等请准江督假吴淞提镇行辕为校舍，月助官费银二千元，余悉取诸学费。遵部定章程，中学部五年毕业，高等三年毕业。辛亥事起，官费停止，嗣经南京临时政府拨助经费万元，延李登辉为校长，来学者日众。癸丑（1913）之役，校董被赞助嫌疑，多亡命海外，校事几不能支，因另组董事会设法维持，又以提署须让归水警厅应用，遂迁上海徐家汇李公祠。现经董事会议决，于江湾购地建校，正在筹备云。

《民国宝山县续志》修志时，民国复旦江湾新校园还在建设，遂有“正在筹备”之笔。那座充为复旦校园的“吴淞提镇行辕”，最早出现在《光绪宝山县志》（1882）卷六：“提镇行辕，胡巷镇北首。同治九年，更定营制，以吴淞为外海六营进口停泊轮船之所，提、镇巡视海口亦驻扎于此。光绪三年（1877），提督李朝斌拨款建。”这里的“提”和“镇”分别指节制吴淞的最高军事长官：江南提督和吴淞营副总兵（康熙后改参将）。江南提督因驻地在松江，也称松江提督；总兵（参将）衙署在吴淞亦久有设置。到了1905年左右，此处作用应该大大下降，所以时任提督杨镜严才会同意首长江都周馥的要求，出借行辕给复旦办学。

那这幢吴淞提镇行辕在当年究竟是什么格局，复旦老教授喻蘅先生（1922-2012）有一篇《复旦公学吴淞时期校舍复原图记》做了详细的考证，并画出了复原图。其中最重要的依据是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前，金通尹等前往同济附中旧址寻找拍摄的成果。为什么当年的同济附中会建在复旦旧址上，原来是国立上医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离开了吴淞校址，暂住红十字会总院（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与圣约翰大学（今华东政法大学）校园内办学。吴淞校址因破坏不大，遂借给时同在吴淞的同济大学作办学之用。在一·二八事变中被损毁严重的同济大学便把中学部放到了老上医校址，所以37年时尚能寻访到部分复旦遗迹。喻蘅先生通过前人的回忆、照片，并结合《松江府志·图经》所附《提督署图》推测吴淞提镇行辕情况，大致重绘《复旦公学吴淞时期校舍复原图》，指出吴淞行辕的格局如照壁、旗杆、仪门、甬道平台、大堂、两庑及后堂、内廨等，与松江提督署平面图对照大致相符，而旧行署房屋的总布局是东西两边对称式的。大堂东西两山墙之下，有短墙与内廨相隔，而房屋造型并非大屋顶。同时，旧官署祠宇建筑的硬山结构，屋顶正脊和垂脊都很高大，目有兽头鸱吻及砖刻或灰塑装饰，江南官署祠堂的大脊设计尤为丰富多彩，而之后所拍照片上正脊很简陋，甚至无垂脊，很可能是劫后重建时节省经费而大加简化了。上医档案馆裴鹏则根据喻蘅绘图与传世吴淞卫生模范区照片中相似的花园形状判断，早年吴松校园屋舍与二十多年后所摄卫生模范区建筑相仿，当为一时之物，尤为启发。根据想象复原与图文考证，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当年的复旦同仁与学子们大致的生活空间。

喻蘅所绘《复旦公学吴淞时期校舍复原图》

关于复旦吴淞时期的生活记载虽然存世不多，但也有诸多名流留下来过片光零羽。马相伯在《一日一谈》里提到两次吴淞时期的生活。在《中国人的演说》中提到：

当我创办复旦公学时，我曾立下规则：凡星期日上午，学生均不准外出，由我拣定许多演说题目，轮流命诸生练习演说，我并把演说必需的方法，如分段，如开始怎样能抓住听众，结论怎样能使人对于他的演说获得具体的了解，一班学生都很感兴趣。大概中国对于演说，知所注重，恐怕就是这时候起的。不过演说只是人类在社会中发表自己的意思的一种工具，演说最好的人不见得就是好人，而真正有非常之才与德的人，其演说必有可观。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必有德”。

马相伯极其重视演说，他在土山湾教授“二十四门徒”的时期，就教学生们西塞罗的演讲（《蔡子民先生与二十四个学生学拉丁文》马相伯翻译成“纪宰六”）。到了震旦时期，马相伯会在周日召集学生开演讲会（《关于震旦与复旦种种》），这个传统最终被带到了复旦，显然马相伯对演讲有独到的兴致。可以想象，当时的复旦校园中的年轻人们，不少都能言善辩，慷慨激昂；这也最终成为复旦百廿年来的传统，因为演讲和辩论出彩而风靡当代。

《关于震旦与复旦种种》有一段：

我在复旦（以前也是这样）对于学生非常爱护，非常喜欢和他们谈话，他们在课余也喜欢来同我问难，有了困难，也常来找我给他们解决。有一次他们因饭食问题，几乎要起哄。我开诚布公地训诫他们道：你们到此地不是来做大少爷，而是来求学的；而且学生不应以家庭为家庭，而应以社会为家庭，等等。青年们到底是些无邪气的孩子，被我一番词严义正的话教训过了，他们也就再没有什么说得了。

虽然马相伯经常与同学聊天谈心，师生关系颇为融洽，但同学们因为食堂饭菜问题还是险些起哄。这或许应该不是一次小的冲突，不然马相伯不会三十多年后又想起来；他亲自出面用演讲的方法安抚他们，讲了求学、为人的种种道理。从中可见吴淞复旦伙食可能确实有限，但马相伯的演讲功力应该是相当深厚的。

早年师生

吴淞复旦时期培养出诸多日后的著名学人，这是作为早期新式学堂最骄傲的成果。其中陈寅恪、竺可桢二位日后中国现代学科史上的文理两位大师，便是吴淞时的同窗。由于早期复旦档案文献存世不多，大部分复旦早期师生教学的细节都没有保留下来。张仲民教授考证陈寅恪曾在吴淞复旦求学五载，是复旦创立后的1905年秋的学期中，插班进入复旦。之前陈寅恪刚经历短暂的日本留学时光，因脚气病回国养病后在国内继续求学。他入学复旦，同样与乃父陈三立当时支持复旦办学分不开。陈三立在复旦创校风雨飘摇之际，出面募集善款，艰难维持校务；同时也把自己的爱子送到这所新办的学校就读，以显示用心办学的决心。陈寅恪中年以后提及复旦次数并不算很多，而且几乎没有什么细节。其中最接近的一次是提到他就读时的校长严复，还不是严执教复旦时的经历。陈寅恪先生1927年为王国维所作《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回忆晚清时京中文化胜流时，最先标出主持清政府学部的张之洞，谓其事必躬亲，延揽人才：

总持学部揽名流，朴学高文一例收。

图籍艺风充馆长，名词瘉埜领编修。

1905年清廷废科举，12月6日新设学部，先由荣庆任尚书，张之洞继任。陈诗中“朴学”与“图籍艺风充馆长”即谓张之洞请缪荃孙（1844-1919）任京师图书馆监督事，而“高文”与“名词愈野领编修”，即为严复赴京出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彼时他刚刚离开复旦公学的校监位子。陈诗此处提到严复显然是认可其名词馆的工作，以凸显张之洞的眼光。1908年前后的陈寅恪，尚是严复在复旦的门生，严复在复旦最后的日子显然也不甚顺心，最终出走京师；但在陈寅恪十余年后的文字里起码为校长保留了名流高文的好形象。

另一位民国学林领袖胡适（1891-1962）先生，也与早期复旦间接有关。胡适早年就读于梅溪学堂，1905年转入澄衷学堂，同学当中就有竺可桢。二人都在一年后的学潮中离开了澄衷；竺可桢选择了复旦与陈寅恪做了同学，胡适则去了横浜桥北的中国公学。不过胡适与吴淞复旦的因缘尚不止于此，其在澄衷读书时，有个好朋友郑璋字仲诚，早年为其梅溪时同学，当时在复旦公学上学；胡适在早年的日记里，记载了一次从澄衷赴当日吴淞复旦校区的旅行。胡适《自治日记》1906年丙午闰四月初八（1906年5月30日星期三，是年第二个浴佛节）载：

偕余君成仁、卢君侠，乘淞沪火车至吴淞，晤郑君璋,谈甚久。郑君劝吾下半年权再居澄衷，俟他日。不见得好学校，当与吾同学慎，甚恳挈也。君复导予游海滨，至复旦新校址观览。移时地址甚大，骤观之，南洋公学不是过也。复旦校规太宽，上课时间亦少，非“苦学生”也。四时，趁第十次火车返沪。

予乘火车此为第一次，车中忽得诗四句录之：“呜呜汽笛鸣，辘辘汽车行。凭窗试外瞩，一瞬象一新。”虽不成为诗，以写意耳。然则今日又予学作诗之第一次也，一笑。

日记后，附上其当日出门行程图，为虹口北外滩至淞沪铁路上海站（即俗称的上海北站）的路线。在胡适笔下，当时的吴淞复旦占地颇大，“骤观之，南洋公学不是过也”，南洋公学即今交通大学华山路校区，也比不上这里的面积。但当时复旦“校规太宽，上课时间亦少”，确实有些散漫，应该与当时学校重组后刚刚开学有关，所以复旦学生“非苦学生也”，读书还是太轻松了。年轻的胡先生将复旦与南洋（交大）放在一起做对比，似乎也算预言了二校在未来百余年间的爱恨纠葛，不失为学界前辈的未卜先知。而自打清末起，复旦那松散的学风，竟然也注定植入到了学校的基因当中，流传百年而至今不变；沧海桑田之间，如是莫能言之妙者。更有趣的是，这次乘火车访复旦，竟是胡适生平第一次坐火车，车上诗兴大发即兴创作一首“呜呜汽笛鸣”五绝，又是其旧诗创作的处女作，颇可为治文学史者关注。

尾声

1905年，复旦公学草创于吴淞“提镇行辕”之中，年迈的马相伯甚至两度出任校长主持大局。关于吴淞复旦时期的记述也远没有后来江湾办校时期来的丰富，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清晰考察出吴淞复旦时期汇聚起了严复、陈三立、夏敬观及陈寅恪、竺可桢等一众近现代学界名流。回望那段短暂而灿烂的历史，依然能为马相伯艰辛创校及师生弦歌不辍的精神所打动。校史研究的意义永远也不止于记录、宣扬或者缅怀，他会让当代的求学者与执教者找到一种精神的指引，融入到每一所伟大名校的每一段历史节点之中，书写好自己在这段校史中的历程与心得，传承好这份珍贵的精神线索。

（原文注释从略）

王启元（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