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9月28日，华中科技大学航空航天学院退休副教授杨汉文辞世，再度引发舆论对高校教师职称的关注。
杨汉文。熊丽萍供图
此前，杨汉文因“30年不评职称，只想站好三尺讲台”为大众熟悉。他上课从不念PPT，板书写满黑板，总能把枯燥的力学知识讲得生动易懂，深受学生喜爱。
再往前，“退休仍是副教授”的音乐家刘欢、“从最年轻讲师做到最年长讲师”的湖南师范大学退休讲师龚德才，同样令人扼腕。因为职称与公众感受到的价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心理落差。
三位老师，三种人生轨迹，却指向同一个问题：职称，真的能定义一位老师的全部价值吗？
职称可以标注一个人在某个评价系统里的位置，却未必能标注他在学生心中、在专业领域、在社会贡献的真实位置。以龚德才为例，这位“从最年轻讲师做到最年长讲师”的湖南师范大学老师，24岁便获评湖南省内最年轻讲师，始终不愿为职称晋升去刻意炮制论文，坚持手写板书、不用PPT，把全部心力倾注课堂与学生，一生停留在讲师职称。
刘欢对自己的首要定位也是老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老校长提到，刘欢做自我介绍时，总会说自己是贸大的老师，而不是先提及自己是歌手。他完全可以选择其他道路，却仍在教学岗位上兢兢业业，在贸大深受师生喜爱。
高校教师的职称，本来是对一个人学术能力、教学水平和社会贡献的综合确认。但在现实中，它常常被简化成一把尺子：项目拿了几个、论文发了几篇、经费有多少、期刊什么级别。至于课讲得怎么样、学生是否真正受益，往往退到次要位置。于是，一些在讲台上、在作品中、在学生心里很有分量的人，反而在职称序列里显得不够“耀眼”。
另一面，“一生只是讲师”“退休仍是副教授”这类讨论之所以反复出现，也说明我们习惯用职称去判断一位老师的全部。
当然，不必将其渲染成被职称卡住的“悲情故事”，而是应该思考如何进行制度改进。比如教授这一职称从制度设计之初就不是单纯依据“课讲得好不好”来评定的，也在科研成果上提出了要求。问题在于，一些教学型、实践型教师的贡献在当前评价体系下可能被低估。毕竟，人格示范很难换算成项目经费，倾力教学也很难套用单一的学术指标。
我们也很欣喜地看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已强调评价标准要突出教育教学能力和业绩：高校应把认真履行教育教学职责作为评价教师的基本要求。加强教学质量评价，把课堂教学质量作为主要标准，严格教学工作量，强化教学考核要求，提高教学业绩和教学研究在评审中的比重。
一个人选择不把职称评定当作人生主线，可能是个人志趣，也可能是对评价体系的无奈回避。我们不能要求所有老师都靠情怀支撑，更不能让认真教学的人只能在职称之外寻找认可。近年来，一些高校已经尝试设立教学为主型岗位和教学专长型职称，释放出积极信号，也引得更多学校跟进。
龚德才、刘欢、杨汉文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他们让人看到，“教师”二字可以有很多种写法。不要轻易用“职称”定义一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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