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明把深蓝色的冲锋衣扔在客厅的沙发上,连鞋都没脱,倒头就睡。我叹了口气,走过去准备帮他把衣服挂起来。习惯性地,我把手伸进他的口袋,准备掏出里面的零钱和票据。
我在一家私人企业做了十年出纳,核对票据早就成了我的本能。手指触到一张揉皱的热敏纸,我抽出来一看,是一张洗车行的结账单。
洗车地点在城南的锦江路,时间是昨天晚上11点15分。但我老公的工地在城北,昨晚他打电话说项目赶工期,连晚饭都没回家吃。
我拿着那张单据,指尖有些发凉。更刺眼的是,单据备注栏里印着一行小字:“车内已除味,白茶香氛”。周建明是个闻不了白茶味的人,一闻就头晕,我们家里从来没买过白茶香氛的任何东西。
我转头看着沙发上打着呼噜的男人,没有立刻叫醒他。床头柜上,我的手机刚刚亮起,是银行发来的房贷扣款短信:本月应还6800元,已扣款成功。
我们结婚十年,从出租屋熬到这套九十平米的二手房,每个月六千八的房贷压在我们头上,让我们连买一件两百块的衣服都要犹豫半天。
周建明是项目副经理,工资卡一直放在我这里,我们约定好,等明年年底房贷还清,就带儿子小宇去三亚补拍一次婚纱照。因为结婚时穷,我们只领了证,连张外景照都没拍。
可现在,这张城南的洗车单像一根针,扎破了我维持了十年的体面。
前三个月开始,周建明发给我的工资就变成了5000块。他说是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奖金缓发,只能先发底薪。我精打细算,把家里的开销压缩到了极致,连儿子报英语班的费用都是找我妈借的。
可现在他有钱去城南的高档洗车行洗车?我悄悄走到沙发前,从他裤兜里摸出他的车钥匙,然后走进了储藏室,找到了他的行车记录仪内存卡。
我把内存卡插进电脑,调出昨晚11点的监控录像。画面里,周建明的车停在城南锦江路的一个老式小区门口。一个穿着黑色大衣的年轻女人上了副驾驶。
两人没有说话,女人上车后直接俯身趴在了周建明的腿上。画面有些模糊,但我能清楚地看到周建明的手放在那个女人的头上。
十五分钟后,车子熄火,两人下车走进了那个小区。没有记录仪的画面了,只有这张随后从洗车行打出来的除味单据,静静地躺在我的手里。
我没有摔东西,也没有大哭。十年的财务工作让我学会了在最愤怒的时候保持理智。我拔下内存卡,放回原处,把那张洗车单折好,夹在了我的记账本里。
我要算一笔账。如果现在离婚,这套房子还有六十万的贷款没还完,卖掉的话,加上这些年的存款,我最多只能分到三十万。拿着三十万,带着八岁的小宇,在这个城市连个像样的首付都付不起。
如果不卖房,周建明每个月只给两千抚养费,我一个人根本还不起六千八的房贷。我被他用经济状况死死地卡在了原地。
周末,周建明难得休息,说要带小宇去公园骑自行车。我看着他在阳台上给小宇打气,满脸慈父的模样,心里一阵恶心。等小宇去房间里换衣服,我把那张洗车单放在了茶几上。
周建明看到单据时,正在系鞋带的手顿住了。他抬起头,眼神闪烁:“这是帮同事去洗的,他那天喝多了。”
“锦江路?离你的工地有四十公里。”我看着他,语气平静,“你是把车开去那里洗的,还是洗完车顺便接了个人?”
周建明的脸色变了。他还在试图狡辩,我直接拿出了我昨天查到的手机支付账单。前三个月,他虽然只给我转了五千,但他的手机支付账号里每个月都有一笔1200元的自动代扣,收款方是一个叫“晓晓”的账号。
而且,他的支付账号里还有好几笔城南生鲜超市的订单,买的都是进口车厘子和高档速食。这些,他从未带回家。
周建明的心理防线瞬间崩了。他猛地跪在玄关的地板上,抱住我的腿开始哭诉。他说那个女孩是新来的实习生,一个人在这个城市没依靠,他只是一时糊涂,喝多了没控制住。他发誓已经断了,心里最爱的还是这个家,求我看在孩子的份上别离婚。
我低头看着他,这张脸曾经是我在这个城市里唯一的依靠。刚结婚那年他发高烧,还坚持去上夜班,就为了多拿两百块全勤奖给我买生日蛋糕。可现在,这双手碰过别人,又来抱我的腿,我只觉得浑身发冷。
“你碰了她,现在回来碰我,你不觉得恶心吗?”我甩开他的手。
周建明不说话了,只是磕头。我走到书桌前,拿起纸笔,把小宇的学费单、房贷扣款记录和家里的日常开销明细全部列了出来。然后我把纸拍在他面前。
“离婚可以。房子归我,房贷你继续还,直到小宇大学毕业。每个月给小宇四千抚养费。你答应,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我看着他。
周建明愣住了。他看着那张密密麻麻的账单,脸上露出了犹豫。他每个月的全部收入也就是八千多,如果答应我的条件,他就算搬出去住,连个地下室都租不起。他开始算计,开始权衡。
这短暂的犹豫,彻底击碎了我心里最后一丝幻想。他不仅背叛了感情,还在利益面前暴露了最自私的底色。他想要的,是家里的安稳和外面的刺激,同时还要保住自己的钱包。
见他不说话,我冷笑了一声:“不敢答应?那就按我的规矩来。不离婚,但从今天起,你的工资卡我继续拿着,年底的奖金必须全部打回来。你写一份保证书,承认错误,如果再犯,净身出户。”
周建明如蒙大赦,连连点头。他当场写了保证书,当着我的面删了那个女人的联系方式,甚至还换了手机号。他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为了孩子,为了房子,我选择了妥协。
日子表面上恢复了平静。周建明每天按时回家,周末也推掉了应酬陪小宇。但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那道坎,横在我心里,怎么也跨不过去。
我们开始分房睡。我借口自己睡眠浅,搬到了次卧。周建明起初还想讨好我,偶尔会在半夜敲我的门,或者试图在客厅里抱我。
但我只要一靠近他,就会想起行车记录仪里那个趴在他腿上的身影,想起那张白茶香氛的洗车单。我的身体会本能地僵硬、排斥。他察觉到了我的厌恶,渐渐地,也不再尝试了。
半年后,房贷提前还清了一部分,压力小了些。有一天,小宇在学校写作文,题目是《我的家》。他念给我听:“我的爸爸很忙,但每天晚上都回家。我的妈妈很安静,总是在算账。他们从来不吵架,但也从来不牵手。”
我听着听着,眼泪掉了下来。周建明就站在门外,他大概也听到了,低着头,一言不发。
我们没有离婚。在外人眼里,我们是熬过了艰难岁月的模范夫妻,连房贷都快还清了,马上就能去三亚拍婚纱照了。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缘分在那个城南的夜晚就已经走到了尽头。
现在,我们依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每个月的房贷按时扣走,柴米油盐的钱他按月给。我们像两个合伙人,共同经营着一个名为“家庭”的项目,为了小宇能有一个完整的户口本和成长环境,维持着表面的体面。
但同在一个屋檐下,灵魂却隔着千山万水。肌肤之亲成了绝口不提的禁忌,信任一旦碎裂,哪怕勉强拼凑在一起,裂痕也永远刻在那里,生冷,且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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