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退休那天，我和王娟一早去了银行。
我六十岁，王娟五十八岁。我们没有单位，也没交过社保，年轻时总觉得每月扣钱不如自己攒着踏实。
三十年前，我们商量好，每个月往一张卡里存一千元。钱不多，日子紧的时候也要挤出来，逢年过节少买两斤肉，卡里的数就不能断。
我在街边开维修店，修电器、补线路，什么活都接。王娟在社区旁边开裁缝铺，改裤脚、换拉链，冬天还给人缝棉衣。
这些年，卡一直由她收着。每月我把钱交给她，她去存，我从没问过细账。夫妻过日子，若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天天盯着账本，也累。
按照我的算法，本金就有三十六万元。再加上存款利息，怎么也该有三十七八万。退休以后，我们不用求人，省着点花，足够过些安稳日子。
银行大厅里人不多，空调吹出一股干冷的味道。王娟坐在我旁边，布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压得很紧。
轮到我们时，我把银行卡递过去，说查一下余额。
柜员接过卡，低头操作。机器轻轻响着，屏幕上的数字很快跳了出来。
一十万零二百八十六元。
我以为自己看错了，身体往前倾了倾。那几个数字没有变，像贴在屏幕上一样。
王娟也看见了。她没问柜员是不是弄错，只把布包往怀里收了收，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声音。
我盯着余额，耳边全是大厅里的杂声。取号机在叫，玻璃门被人推开，外面一阵车喇叭传进来。
“是不是少看了一位数？”我问。
柜员又核对了一遍，语气平常，说余额就是这些。
我手里的退休证明被捏出了折痕。今天本来该是松口气的日子，维修店已经交给徒弟，晚上还约了女儿吃饭。
王娟起身时，布包碰到了椅子边。她低头扶了一下，脸色比刚才更白。
我看着她，想问钱去了哪里，话到嘴边，却被大厅里来往的人压了回去。
三十年的一千元，怎么会只剩这些？
01
我和王娟结婚三十二年，真正开始存那笔养老钱，是婚后第二年。
那时候女儿还没出生，我们住在一间不到四十平方米的旧房里。冬天窗缝漏风，床头放着一只搪瓷盆，半夜醒来，能听见街边卖早点的人吆喝。
王娟那会儿在厂里做缝纫，手脚麻利，衣服上的线头总能收拾得干干净净。我跟着师傅学维修，白天跑客户，晚上坐在门口拆收音机。
钱不经花。房租、水电、伙食，哪一样都要伸手。后来厂里效益不好，王娟出来摆摊，我也租了个小门面，专门修电视和电风扇。
我们就是那时候说起养老的。
“不能指望别人。”王娟把一张存款单压在茶缸底下，“自己手里有钱，心里才稳。”
我说每月存一千，谁也不许断。
她点点头，找了个带花布套的文件袋，把银行卡和存款单都放进去。那张卡后来一直在她手上，我负责把钱凑出来，她负责去银行。
刚开始，我还会问存上没有。她总说已经办妥，过几天把存折拿回来给我看。后来生意忙起来，我不再问，她也不主动提。
有一年夏天，店里接连坏了两台工具，我手头缺钱，晚上回家时闷着脸。王娟把饭端上桌，没问我难处，只从抽屉里拿出几百元，叫我先把工具买回来。
我问她从哪儿来的。
“衣服改得多，攒的。”
她说得自然，我也就接了。夫妻之间，总不能每拿一笔钱都追根究底。
女儿出生后，家里的开销更大。奶粉、学费、补课，像一串没有尽头的账。那张养老卡依旧每月进钱，数字慢慢往上爬，成了我们不愿碰的一块地方。
我在维修店里见过不少人。年轻时挣得不少，到了老年，病一场就把积蓄花空。也有人子女靠不住，坐在店里半天，只为修一台还能凑合用的旧风扇。
所以我一直相信，钱必须握在自己手里。
我和王娟也有争执。多数是为了家里的大笔花销，谁的父母需要帮忙，孩子该不该换更好的学校，店面要不要扩大。
她心软，见不得别人难。我有时说她顾别人太多，她便低头剪线，不跟我争。
我脾气急，话说重了，隔半天又装作没事。她也不追问，晚上照样把我的药放在碗边。
日子就这么往前挪。小店从街口挪到市场旁边，女儿从会走路变成背书包，再变成商场里的会计。那张卡从存折换成银行卡，文件袋也换了两次。
只是有一件事，始终横在我和母亲之间。
那年我三十六岁，父亲病后留下不少账，家里日子过得很紧。母亲没跟我商量，动了我放在柜子里的钱，替家里填了一个窟窿。
事情过去以后，我和她吵得很凶。
我觉得她不该碰我的钱，更不该瞒着我。她说那是家里的急事，谁拿都一样。我没有听进去，转身离开了老房子。
后来母亲几次让人带话，我都没有回去。
王娟知道这件事，却很少提。她只在我说起老家时，默默把手里的线头剪断，剪刀合上，放到一旁。
我也不愿谈。那段时间，我把所有委屈都归到一个“钱”字上，觉得只要不再往来，心里就能清静。
可家里的钱仍由王娟管着。
每月存钱的日子，她总会单独出门半天。她说要去进布料，顺便买些纽扣和拉链。回来时，布包里常有零碎材料，发票也叠得整齐。
我偶尔问一句：“今天去了哪儿？”
她低头拆包，说：“市场那边，跑了好几家。”
我便不再问。
那时候我以为，夫妻之间最大的默契，就是不把每件小事都问到底。谁知道，许多小事不问，慢慢便成了一个自己也不愿碰的黑洞。
退休前最后几个月，我开始盘算将来的日子。
店里不干了，房子没有贷款，女儿也已经工作。王娟的裁缝铺还能开几年，但她眼睛不好，晚上穿针时常常要凑到灯下。
我跟她说，等查完余额，就把钱分成几份。一份日常用，一份看病，一份留着应急。
她听着，手里的针停了一下。
“别算得太细。”她说。
我笑她过日子没计划，她没回嘴，只把线头咬断。
退休那天早上，我还想着晚上吃顿好的。谁能想到，银行屏幕上的数字，会先把三十年的安稳撕开一道口子。
02
女儿是在我们回家以后知道余额的。
她叫李晓雨，今年二十九岁，在商场做会计。平时工作忙，晚上回家也常抱着电脑，吃饭时还要回消息。
那天她提着一袋水果进门，看见我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却没有声音。王娟在旁边整理布包，一样东西拿出来，又一样东西放回去。
“爸，退休第一天怎么这副表情？”
我把银行的事说了。
晓雨先是没吭声，剥橘子的手停在半空。她做账多年，对数字比我敏感，稍微一算，就知道少了多少。
“你们每月存一千，存了三十年，怎么也不该只有十万。”她说。
“我知道。”
“有没有可能以前取过？”
王娟把一件折好的旧外套放进柜子里，说：“先吃饭，别一回来就算这些。”
晓雨看了她一眼，没有接话。她把橘子分成两半，一半递给我，一半放在茶几上。
晚饭后，她拿出手机，说可以帮我们开通查询，把银行卡绑到手机上，以后每笔进出都看得见。
王娟立刻摇头。
“不用手机查。”
“妈，现在谁还只看存折？”
“我不习惯。”
她说得很快，像早就准备好了这句话。说完又低头收拾碗筷，把水龙头拧开，水声盖住了晓雨后面的话。
晓雨站在厨房门口，过了一会儿才问：“那明天去柜台查清楚？”
我说当然要查。
王娟手里的碗碰到水池边，发出一声脆响。她扶稳碗，背对着我们说：“今天已经查过了。”
“余额不对，也要弄明白。”我说。
她没有答应，也没有反对，只把碗冲干净，扣在沥水架上。
我看着她的背影，第一次觉得那件花布围裙离我很远。我们一起过了大半辈子，她每天穿什么、几点关店，我都知道。可一张卡里有多少钱，我竟然只凭自己的估算。
晓雨第二天又来了。
她拿着纸笔，把我说过的数字一项项写下来。三十年，每月一千，本金三十六万，平时没有大额支出，也没有买房买车。
“爸，你们有没有把钱转到别的地方？”她问。
“没有。”
她转头看王娟。
王娟正在给一条裤子锁边，脚踩着踏板，针头一上一下。听到女儿看过来，她把布料往前推了推。
“我说了，先去柜台问清楚。”
晓雨皱了皱眉：“妈，那你把卡给我，我现在就帮你查。”
“卡不在身上。”
“放哪儿了？”
“店里。”
她说完，剪断线，拿起衣服检查针脚。这个动作很熟练，仿佛只要把线头收好，别的事也能暂时不碰。
我心里开始不舒服。
这么多年，我从没怀疑过她管钱。她把家里过得细，买菜会挑便宜的，衣服能补就补，连煤气费都记在小本上。要说她会把养老钱花掉，我一时还想不出理由。
可余额摆在那里，不是凭感觉能解释的。
那几天，我总忍不住算账。吃饭时算，修东西时也算。三十六万减去十万，像一根卡在喉咙里的鱼刺，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王娟看出我脸色不好，晚上给我泡茶。我接过杯子，问她：“以前是不是用过卡里的钱？”
她坐在床沿叠衣服，手指压平一条毛巾。
“你先别急。”
“我没急，我就是问问。”
“等查清楚再说。”
她把毛巾放进柜子里，柜门合上时，声音很轻。
我想继续追问，窗外忽然传来三轮车的喇叭声。王娟起身去关窗，回来后没有再坐到床边。
第二天，她照常去裁缝铺。我闲着没事，替她送一袋布料过去。店里没人，她的布包放在柜台下面，拉链没有完全合上。
我本来只是想把布料放进去，手伸到一半，摸到里面几张旧车票。
票面已经褪色，字看不太清，只能认出一个乡镇的名字。旁边还放着一把老式钥匙，钥匙齿口磨得很平，铜色的表面被摸得发暗。
我捏着钥匙看了几秒。
王娟推门进来，手里提着一袋纽扣。看见我站在柜台旁，她脚步顿了一下。
“客户的东西？”我问。
“以前留下的。”
她走过来，把车票和钥匙收回布包，动作不重，却很快。
“哪儿的车票？”
“记不清了。”
她把布包抱在怀里，转身去整理架上的布卷。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不知道该不该再问。
那把钥匙不像店里的。裁缝铺的门锁换过两次，家里的钥匙我也认得。旧票上的地名，我似乎在哪里听过，却想不起。
晚上回家，我把这事告诉晓雨。
她没有马上猜，只说：“你们最好一起去银行，把流水和资料问清楚。”
“你妈不愿意。”
“那你就问她为什么。”
我没说话。
晓雨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暗。她看了看我，语气放缓：“爸，养老钱不是小数。你们两个谁都别只凭印象。”
这句话我听进去了。
可王娟还是不肯用手机银行，也不让晓雨代查。她坚持说，柜台上的事柜台解决，带身份证和银行卡就行。
我问她什么时候去，她说过两天。
“为什么要等？”
“店里还有活。”
“退休的是我，不是你。”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发火，只把桌上的针线盒扣好。
“急也没用。”
这句话让我更加烦躁。银行账户里少了二十多万，她却像在说一件没做完的家务。
我开始留意她的一举一动。她每次出门都带着那个旧布包，回来后先把门反锁，再坐到缝纫机旁。有人打电话来，她会走到楼道里接，声音压得很低。
我没有跟过去。
那天夜里，雨下得不大，窗台上全是细碎的水声。王娟睡得很早，手机倒扣在床头，一直没有亮。
我睁着眼看天花板，脑子里来回都是那个余额。
三十年的钱，不该凭空少掉。要么是我算错了，要么是王娟瞒了我什么。
想到这里，我翻了个身，没有叫醒她。
第二天，我们约好再去银行。临出门时，她忽然说：“李健，要是查出来跟你想的不一样，你别先发火。”
我把钥匙装进兜里，手停了一下。
“那得先查出来再说。”
她看着我，像有话要说，最后只是把布包背到肩上。
楼道里一股潮湿的水泥味，楼下卖包子的蒸汽贴着玻璃往上冒。我们一前一后走出去，谁也没有再提那张卡。
03
维修店的钥匙，我已经交给徒弟了。
那天上午，他把账本、客户电话和一串钥匙接过去，站在门口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看着店里那张用了十几年的工作台，手指在桌角摸了两下。
“以后不回来了。”我说。
这句话说出口，胸口并没有想象中轻松。电烙铁、螺丝刀、旧收音机，还有墙上那块掉漆的招牌，都是我半辈子的饭碗。
徒弟说会把剩下的工钱结清，我摆摆手，让他慢慢算。
我回家时，王娟正在裁一件深蓝色外套。阳光从窗缝里照进来，落在她脚边，灰尘一粒粒往上浮。
“店交了？”她问。
“交了。”
“那就歇几天。”
我把退休证明放在桌上，说：“歇不了几天，咱们得安排钱。”
王娟手里的剪刀没有停，沿着粉笔线一点点剪过去。
我把纸笔拿出来，在桌面上算账。房子没有贷款，女儿不用我们供，平时也没有大病大灾。手里的钱只要安排得好，足够我们慢慢过。
“先留十万应急，剩下的做三年定期。”我说，“每个月用利息和退休后的零工钱，应该不难。”
王娟把剪下来的布条收进筐里。
“别急着定。”
“为什么不急？”
“钱的情况，未必跟你算的一样。”
我抬起头，以为自己听错了。
“什么意思？”
她把剪刀放下，去端桌上的茶杯。杯底在桌面上转了一圈，才停住。
“就是别按三十六万算。”
“本金不是三十六万吗？”
“你只记得每个月存一千。”
“那还能差到哪里去？”
她没答，拿起外套去里屋挂。衣架碰到门框，发出轻轻一声。
我跟过去，站在门边看她把衣服挂好。
“王娟，钱到底怎么回事？”
“去银行查了就知道。”
“现在不能说？”
她转身看我，眼神很快移开。
“我说不清。”
这句话让我心里发沉。她平时做事再慢，也不会说自己说不清。家里的煤气、房租、孩子学费，她都能一项项记下来，偏偏养老卡里的钱不肯给个数。
我把纸笔揉成一团，丢进垃圾桶。
“是不是你动过？”
她脸上的肌肉轻轻跳了一下。
“动过又怎么样？”
“那你总得告诉我。”
“到银行再说。”
我压着声音问：“你是不是把钱借给谁了？”
她没有回答。
裁缝铺那边还有人来送衣服，王娟拿起钥匙就要出门。我挡在门口，没让开。
“今天别去了。”
“店里有活。”
“钱都少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思做衣服？”
她看了我一会儿，把钥匙放回桌上。
“你想怎么办？”
“明天去银行。”
“明天不行。”
“为什么？”
“我要进布料。”
我笑了一下，笑意很快就没了。
“又是进布料。你每个月都要去一次，哪有这么多布料要进？”
她站在桌边，手掌压着那只旧布包。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就是想知道咱们的钱去哪儿了。”
这回她也提高了声音。
“我在外面跑了三十年，哪一件家里的事不是我管？”
“我没说你没管。”
“你现在就是这个意思。”
她把布包往桌上一摔，里面的线团和尺子滚了出来。那把旧钥匙从夹层里掉出来，在地砖上转了半圈，撞到墙角。
我弯腰捡起来，问她这是哪里的。
“旧房子的。”
“乡下那套？”
她伸手拿走钥匙，声音低了些。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就是问问。”
“没什么好问的。”
她把钥匙收回布包，拉链拉到最底。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不是在问妻子，而是在问一个守着门的人。
我们第一次为养老钱吵起来，是在店交出去后的第三天。
她说再干几年，裁缝铺不能说关就关。我说我已经六十岁了，不能什么事都往后拖。她说钱没算清之前，谁也别做决定。
我问她到底少了多少，她只说：“到了银行自然知道。”
“要是只剩十万呢？”
“那就再想办法。”
“要是连十万也没有呢？”
她看着我，没说话。
窗外有人推着三轮车经过，车轮碾过积水，发出沙沙的响声。我把银行卡拍在桌上，声音不大，却把她吓得肩膀一缩。
“明天必须去。”
王娟低头把散开的线团重新绕好，绕了一圈又一圈。
过了很久，她才说：“你别把话说得太满。”
我没有听懂，只觉得她在拖。
那天晚上，我把银行卡放进自己的钱包。王娟站在门口看着，没有拦我。
第二天清早，她又伸手要回去。
“银行那边我熟。”
“我跟你一起去。”
“你去了也帮不上忙。”
“我自己的钱，我为什么不能去？”
她看着我，手停在半空。
后来她没有再争，只说下午去。可到了下午，她又说店里临时有客人，改到第二天。
我坐在沙发上，听着缝纫机一阵一阵响，针头落下时像在桌面上敲。
三十年的钱，我原先以为只是一个数字。现在它像一扇关上的门，门里面有什么，只有王娟知道。
04
第二天，我一早就去了银行。
王娟没有跟来。
她说裁缝铺有件急活，下午一定过去。我站在门口等了她几分钟，最后自己拿着身份证和银行卡下楼。
银行大厅还是那样，玻璃门开了又关，门口的风把宣传单吹得哗哗响。我取了号，坐在塑料椅上等。
轮到我时，柜员看了身份证和银行卡，问我想查什么。
“余额不对，想把这些年的记录都调出来。”
柜员敲了几下键盘，问我查询时间。
“从最早开始。”
她说时间太久，需要分批打印。我说可以，先查最近几年的。柜员把申请单递过来，我签了字。
打印机在柜台后面响了很久，纸张一张张吐出来。那不是普通的存取记录，字很小，密密麻麻挤在一起。
我先看见几笔固定存入，金额大多是一千元。时间隔得很规律，后来又出现现金支取，金额不一。
柜员指着其中一栏说，账户没有异常冻结，也没有系统差错。
“这些取款，是在柜台办的。”
“是不是别人拿卡也能取？”
“要看当时的凭证。”
“那先把流水打全。”
她点头，又去后面整理资料。
我拿着那几页纸，越看越乱。原本以为是银行少算了钱，现在看来，钱不是少算，而是从卡里一笔笔出去了。
王娟终于来了。
她推门进来时，脸上带着赶路后的红晕，手里仍背着那个旧布包。看见我坐在柜台前，她停了一下，才走过来。
“你怎么先来了？”
“等你太久。”
我把流水推给她。
她没有伸手，只看了一眼纸上的数字。
“柜员说账户正常。”
“我知道。”
“那就重新算一遍。”
“还算什么？”
她抿住嘴，站在我旁边。大厅里有人在办贷款，旁边的孩子拿着气球跑来跑去，气球绳子擦过我的裤腿。
我问柜员，能不能查询全部取款凭证。
柜员说年代太久，部分资料需要从后台调取。她提醒我们，留存凭证不一定当天能拿到。
王娟忽然说：“先不用调了。”
我转头看她。
“为什么不用？”
“流水已经说明问题了。”
“说明什么？”
她没回答。
我指着纸上的那些支出，声音压得很低：“这些钱是谁取的？”
柜员抬起头，看了看我们，没插话。
王娟把布包抱紧，往旁边让了一步。
“回家说。”
“就在这里说。”
“这里人多。”
“怕别人听见？”
她脸色变了变，转身往大厅外走。我追了两步，在门口把她叫住。
“王娟。”
她背对着我，肩膀僵着。
“你到底拿钱干什么了？”
几个等候的人朝我们看过来。她没有转身，只说：“我没办法现在讲。”
“二十多万，你一句没办法就算了？”
她终于转过来，眼睛里没有泪，只有一层疲惫。
“你先把声音放低。”
“我声音已经很低了。”
“你要是想把银行叫来评理，随你。”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我看着她，忽然不知道自己是来查钱，还是来查一个跟我同床三十多年的人。
柜员把申请单收好，说如果要调取柜面凭证，需要户主本人确认。卡是王娟的名字，必须由她签字。
我转头问她：“你愿意调吗？”
王娟站在门边，手指抓着布包的带子。
“愿意。”
“那现在就签。”
“不是今天。”
“你还要拖到什么时候？”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凭证拿出来，你就知道了。”
这句话让我更难受。她说得像早就知道结果，而我还在猜。
回家的路上，我们隔着半步走。中午的太阳很亮，路边卖面条的摊子冒着白气，油锅里炸东西的声音一阵接一阵。
我问她是不是把钱借给亲戚。
她不答。
我又问是不是裁缝铺赔了钱。
她还是不答。
“是不是有人逼你？”
“没有。”
“那你怕什么？”
王娟停下脚步。
“我怕你听完以后，不肯再回这个家。”
我愣了一下。
她没有解释，继续往前走。那一刻，我心里冒出一个念头，钱也许并不是被人骗走的，而是她自己做了什么决定。
可我不愿往最坏处想。
家里那张餐桌用了二十多年，桌角被磨得发亮。我把流水摊在桌上，从头看到尾。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笔支出，数额从几百到几千不等。还有几笔金额明显大些，时间隔得很远。
我问王娟：“这些大钱是什么？”
她正在倒水，水壶口晃了一下，热水溅到桌面。
“别问了。”
“我凭什么不能问？”
她把抹布盖在水渍上。
“因为现在说了，也解决不了。”
“那什么时候说？”
“凭证调出来以后。”
我盯着她，觉得这句话已经不是商量，而是安排。她把我推到一扇门外，让我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来的答案。
下午，银行打电话说部分柜面材料已经找到，可以明天到网点核对。
我把电话开了免提。
王娟听完，脸色一点点沉下去。
“明天几点？”我问。
对方说上午九点。
电话挂断后，屋里只剩下冰箱运转的声音。
我说：“你跟我去。”
“去。”
“不能再拖。”
“知道。”
她答得很轻，像是在应付一个已经疲倦的问题。
那晚她没有做饭，买了两个烧饼和一碗粥。我们坐在桌边，各自低头吃着。烧饼里的葱油有些凉，咬下去只剩硬硬的面皮。
我想起我们年轻时，王娟也常这样熬夜赶活。那时候家里没钱，她一边缝衣服，一边哄孩子睡觉。我曾经觉得，只要夫妻一起扛，什么都能过。
现在同一张桌子上，只有两个人，却像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沟。
第二天出门前，王娟换了一件深灰色外套，把布包背在肩上。我问她里面装了什么，她说没什么。
我没再伸手去翻。
银行门口的台阶被太阳晒得发热。我们一前一后走进去，叫号屏上的数字刚跳到三十八。
柜台里面，已经放着一个牛皮纸袋。
工作人员说，留存凭证可以核对，但要户主本人确认。王娟坐下时，手掌在膝盖上来回搓了两下。
纸袋被打开，里面是一叠叠小票和复印件。
我还没看清第一张，柜员就把其中一张转向了我。
上面的签名，熟得不能再熟。
05
上面的签名，熟得不能再熟。
那是王娟的名字。
我盯着那三个字，像盯着一件穿了多年的旧衣服。笔画有些歪，最后一笔总要往上挑，这个习惯她从年轻时就没改过。
柜员把凭证按年份分开，又把对应的流水标在旁边。
“这些是现金支取，这几笔是转账。”她说，“都能对应上。”
我问：“签名都是她的吗？”
柜员看向王娟。
王娟没有抬头。
“是我的。”
她的声音很轻，可我听得清清楚楚。
我把第一张凭条拿起来，又放下。上面的日期隔得很久，金额也不一样。有些只是几百元，有些多一些。那些钱不是一次性消失的，是一点点离开这张卡，像墙角渗进去的水，等人察觉时，屋里已经湿了一大片。
“你取的？”我问。
“嗯。”
“你承认？”
“承认。”
我笑了一下，胸口却没有半点笑意。
“为什么不告诉我？”
王娟把手放在桌沿，指甲边上还沾着一小点蓝色粉笔灰。
“说了，你也不会同意。”
“所以你就自己拿？”
“钱是我们存的。”
“卡是你的名字，钱就是你想拿就拿？”
柜员轻轻咳了一声，提醒我们不要在柜台前争执。我往后退了半步，纸袋里的凭证被我碰得散开。
二十年的记录，一张一张摞在面前。每一张都有王娟的签名，每一张都像在告诉我，过去这些年，我以为自己在负责，其实连钱有没有到账都没有确认过。
我问她：“这些转账又是什么？”
她闭了闭眼。
“也是我办的。”
“给谁？”
“现在不能说。”
我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面上划出刺耳的声音。旁边几个人转头看过来，柜员连忙把手里的凭证压住。
王娟抬头看我，脸色发白，却没有躲。
“你先坐下。”
“我坐不住。”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那哪里是？”
她没有答。
我拿起一张转账凭条，纸张很薄，边角已经卷了。上面的金额比平常支取多出不少，日期也隔着几年。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许多可能，裁缝铺的亏空，亲戚的借款，甚至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债。
我问：“是不是有人拿你的把柄？”
王娟摇头。
“是不是你在外面欠了钱？”
“没有。”
“那为什么？”
她把那张凭条从我手里抽走，叠好放回袋子。
“你别逼我在这里说。”
“我已经被你瞒了二十年。”
这句话出口后，她的脸慢慢垂下去。
柜员将凭证重新整理，说记录正常，账户没有被盗，也没有系统重复扣款。所有支取和转账，都是持卡人本人办理。
我听着这句话，最后一点侥幸也没了。
来之前，我还想着是不是银行弄错，是不是系统少记了一笔，是不是有人盗用了卡。现在每个可能都被一张张凭条压了回去。
我看着王娟。
“你到底把钱给了谁？”
她站起来，拉好布包的拉链。
“我不能在这里告诉你。”
“不能，还是不想？”
“都有。”
我差点把纸袋掀翻。可柜台上的玻璃反着光，里面坐着陌生的工作人员，身后还有等候的人。王娟站在我面前，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外套，肩膀瘦了不少。
我忽然记起她早上出门时，特意把头发梳得很整齐。像是知道今天会有一场难看，却仍然想把自己收拾得体面些。
我压着火问：“你是不是准备好了？”
她没明白。
“准备什么？”
“准备跟我分开，准备把钱拿走，准备让我到退休这天才发现。”
王娟的嘴唇抖了一下，随即抿紧。
“钱还剩多少，你已经看见了。”
“我问的不是余额。”
“那你问什么？”
“你把我当什么？”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瞬间的疲惫，像是站了很久，终于撑不住了。
“我没把你当什么。”
“你说清楚。”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
这句话让我更加恼火。
“你该做的事，就是背着我动共同的钱？”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骗了我。”
柜台里的人再次看过来。王娟没有再争，只把身份证放回钱包。
“你可以这么想。”
她说完，转身往外走。
我追到大厅门口，问她：“你要去哪儿？”
“回店里。”
“现在还做得下去？”
“总要做。”
“你别走。”
她停下，没回头。
“你留我干什么？”
这句话很轻，却让我一时说不出话。
三十多年夫妻，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一个人真的可以站在眼前，却让你不知道该伸手还是该后退。
她走到门口，从布包里拿出两张车票。票面被她捏得有些皱，时间是今晚七点十分，目的地是我们乡下的那个地方。
我看着车票，又看她。
“这是什么意思？”
王娟把其中一张递给我。
“今晚跟我回去。”
“回去干什么？”
“到了你就知道。”
“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
她把另一张车票也放进我手里，手指碰到我的掌心，很快收了回去。
“你可以报警，也可以离婚。”
她停了停，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但今晚先跟我走。错过这班车，有些事你这辈子都补不回来。”
我站在银行门口，手里捏着两张薄薄的车票。外面的风把票角吹得一下一下抖动，像有人在催我做决定。
王娟没有再解释。
她只是背着那个旧布包，站在台阶下面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