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名截止前一周,母亲把整理好的岗位信息表发到我的手机上。当时我正坐在苏州的出租屋里改街道实习的周报,电脑上还停着选调生报名系统的登录页。
表格里,苏州的岗位被标红,备注写“收入高、体面、社会认可度高,竞争非常激烈”;往下几行,一个苏北县级岗位被标成绿色,旁边是“历年进面分较低、招录人数较多、离老家近”。
母亲很快打来电话:“你看见表没有?别只盯着苏州,那个岗太吓人。”我说:“我还在看。”她缓了缓声音:“我知道苏州好,谁不想你考到那儿。可你已经复习大半年了,万一今年落空,又耽误一年。先考上最要紧。”
我在报名草稿里把苏北那个岗位从第三行拖到第一行。我没有点提交,只是把页面存了。
我没有马上告诉母亲我舍不得苏州。舍不得的不只是城市名字,是我从学校到街道办那路已经坐惯的公交,几个能一起刷题、互相看申论的同学,还有办公室老师顺手分给我的半包绿茶。
这些话到了电话里只变成一句“我再考虑考虑”。母亲当我是被说动了,继续说:“苏北那个地儿我查过,离你外婆家近。真要有事,亲戚能帮上忙。”
我说:“我先按这个来,报名截止前再定。”她像放心一点:“对,先排着。苏州太难,咱们不能拿一年时间赌。”挂掉电话后,我盯着表格看了一会儿,那种踏实很轻,像暂时把一双不合脚的鞋放在门外。
几天后,我在校友群里找到周恺,问他在那个县任职方不方便见一面。他回得很快:“来吧,我周末有空。”我买了车票,没有和母亲明说要去确认什么。
周末我到了县城。周恺骑一辆旧电动车来客运站接我,穿单位发的深色夹克,后座还挂着一个安全帽。他看见我,笑着说:“你专门跑来看,比光看职位表靠谱。”
我坐到后座,问他在这个县工作多久了。他边骑车边说:“第三年了。一开始也看过市里,后来就不看了。”到小饭馆坐下后,我问他跨市调动到底有没有可能。
他想了想,没有把话说死:“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我们这里没谁真办成。我这种没有门路的,更不会把这个当后路。”我追问他为什么能留下。
周恺夹了一筷子菜:“我爸妈在镇上,未婚妻在县医院。我的日子本来就铺在这里,留下不亏。你要让我去苏州,我还不一定愿意。”他说得轻松,却让我听出真正的原因在那些关系里,不在岗位本身。
他又问我:“你在这儿认识谁?”我张了张嘴,只说得出“认识你”三个字。周恺笑了一下:“我算半个。你想过没有,真过来,租房要重新找,周末去哪儿要重新想,连点外卖的片区和常买菜的摊子都不一样。”
我试着说:“可以先考上,再慢慢适应。”他摇头:“考上了哪能慢慢适应。我们单位有个外地同事,来了一年多,每周还得坐大巴回老家。这里不是不好,是跟你在苏州过的日子不是一套。”
我望着他,没有接话。我发现我拿不出一件能把自己和这里连起来的事情。我一直以为自己在比较两个岗位,其实是在比较两套生活,只是一套我早就有了,一套我还没有。
返程时,我先坐县内公交到客运站,再等过路的长途车。那班车一天只有两趟,错过午后就得等到晚上。候车室里人不多,我坐在塑料椅上,看电子屏上的车次翻了很多遍。
等到上车时,天已经全黑。回到苏州的出租屋快十点,房门一打开,桌上还摊着白天没还的实习材料。我站在门口,第一次那么清楚:如果去,我失去的不是几小时车程,是这扇门背后已经顺手的日子。
之后两天我没有提交,也没接母亲催问的电话。第三天上午,我回拨过去,把周恺的情况挑能核实的讲了一遍。她说:“那又怎么样?”我说:“妈,我想请你和我再走一次。”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阵。母亲说:“周恺不是过得好好的吗?什么日子不是自己过出来的。”我解释:“他父母和未婚妻都在那里。他不是因为岗位容易才留下。我去了,没有这些。”
母亲提高声音:“你就是舍不得苏州的舒服。你先考上,至少有了工作,再慢慢找机会不行吗?”我说:“周恺在那儿第三年了,也没有调动安排。跨市调动不能当后路。”
母亲说:“那你到底要怎么办?再脱产一年?家里不能一直由着你。”我吸了口气,没有再争城市好坏,说:“我做了个打算。如果苏州选不上,我就在苏州先找普通工作。不是只拿公务员当出路。”
母亲急急地问:“普通工作你就一定找得到?”我说:“至少不用把全部押在这一场考试上。”
母亲仍然不松口:“你嘴上说有退路,我看不见。”我便说:“我们今天就去走一遍。你看看那个地方挨不挨着我想要的日子。我把能投的本地工作列给你看。”
电话里安静了几秒,她说:“我坐中午的车过来。”下午我们在苏州汽车站碰面。她穿平底鞋,背一个旧双肩包,见面的第一句话没再提苏北,只是问我:“你吃过没有?”
我说吃过了。她把手里的矿泉水递给我,和我一起进站。出发前,我把手机里两份还没写完的工作申请草稿给她看:一份是园区企业的项目助理,一份是学校行政岗位。
她扫了几眼,问:“这都什么条件?”我说:“普通岗位,起薪不高,但在苏州,可以先做着。”她没说话,把手机还给我,往检票口走。
去县城的路上,我们换乘一趟县内公交。母亲紧盯着站牌,怕坐反方向。车一颠,她一只手抓着扶手,另一只手按着膝盖上的包。
我问:“是不是觉得太绕了?”她说:“绕不绕的,适应了也一样。”我知道她还不愿改口。到县城后,周恺骑电动车来接我们。他看见母亲,笑着叫了声“阿姨”。
吃饭时,母亲问他:“你在这里几年了?”周恺说:“三年多。我未婚妻在县医院,爸妈在镇上。”母亲又问:“你没想过调去市里或者别的地方?”
周恺放下碗,认真地说:“阿姨,对我来说,这里就是家。岗位是岗位,家是家。我是因为家在这儿,才觉得这个岗位合适。”母亲听完,筷子在碗边停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她转向我:“你苏州没考上呢?你那个普通工作的计划,到底是不是说着玩?”我把手机放到她面前,打开已经填好的两份申请:“一份园区企业,一份学校行政,都是苏州本地的。我报名截止后马上投。如果选调生没上,我先工作,边工作边再打算。”
母亲问:“普通工作跟选调生能一样吗?”我说:“不一样。但总比一直落不着踏实入职强。我争取的是在苏州生活,不是非要拿公务员身份留在苏州。”
她看着手机,没有说“你这个选择最好”,只点点头:“那你自己要抓紧投。”周恺在旁边说:“阿姨,她能想清楚这个,比只看哪个好考实在。”
母亲没接他的话,转头和我说:“回去把房租和通勤算一算。你要留苏州,不能只报个名。”
回程时,长途车在高速口堵了一阵。母亲坐在靠窗的位置,头靠在椅背上,没有睡。她忽然说:“我下午看那公交站,车次确实少。”我没说话。
她又说:“你选的路也不见得好走。”我说:“我知道。”到住处已经很晚。我们商量好第二天一起核成本,便各自铺床睡下。母亲没再提苏北岗位。
报名截止前一天上午,我坐在电脑前。原来的志愿草稿还停在苏北岗位,我删掉那一栏,重新把苏州岗位填为第一志愿。提交前,我先打开两个求职页面,把园区项目助理和学校行政岗的申请都传了上去,点击“提交”。
母亲端了杯水过来,看见我手机里那张旧的苏北岗位筛选表,伸手把它关掉:“这个用不着了。”她坐到我旁边,打开一个新表格,把“房租”“通勤”“每月吃饭”一栏栏列出来。
我一边在系统里确认报名信息,一边听她算。她没有夸我选得对,只是说:“你要报苏州,这些钱就是明摆着的。”我报了一个大概的房租数,她皱了皱眉:“你实习补贴没多少,工作又还没定,前几个月会紧。”
我说:“可以先住学校附近,通勤久一点,房租低一点。”母亲说:“那你把交通费加上。别只算一个便宜,不算跑路。”
她一条条加上去,加完把屏幕转给我看。上面没有“苏北”也没有“苏州”的比较,只有我如果留下每个月最少的过法。我点下报名确认,页面生成后保存,又截了一张图发给她。
母亲手机响了一下。她看完,回了一句:“按你的方案准备。但如果这次没考上,不能一直在家只备考,得去上班。”我说:“我知道。”她没再往下讲,把表格里的生活费那一栏略略改掉一点,说:“先按这个过,别再添新开销。”
我点头。那天下午,我又检查了一遍已提交的岗位和两份工作申请,确认没有出错。事情没有变得轻松,甚至更具体了:苏州岗位更难,房租和通勤也更重,可这次报名终于不再对应“先考上再说”,而是我愿意实际过的日子。
母亲没有比较我们选哪座城市更好,只在我提交后从阳台进来说:“吃饭。吃完把那个表再对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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