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秋，河北任丘大苟各庄，高士一站在自家庄园里，眼看日军逼近华北。他已经四十多岁，家有千亩土地、众多佃户，还有宽敞宅院。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过着富裕日子的地主少爷，后来会成为八路军的一名旅长。
高士一出生于1895年，家境殷实。高家土地很多，还经营矿业、饭庄等产业，家中雇工和管事人员数量不少。父亲原本盼着几个儿子读书做官，但兄弟几人偏爱武艺，便请来拳师传授技艺。高士一从小练就一身本领，也形成了敢作敢当的性格。
1920年前后，高家分家。高士一分得一千多亩土地，经营起规模不小的庄园。那时的他有妻有子，生活安稳，按常理说，很难主动放弃家业，投身充满风险的抗战。
局势很快改变。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华北。河北许多地方陷入战乱，地方武装纷纷兴起。高士一凭借乡里的威望，组织联庄武装，起初只是为了保护乡亲和家产，但在民族危亡面前，这支队伍很快走上了抗日道路。
真正改变他选择的，是儿子高万德和同乡青年杨琪良的一次劝说。1937年10月，两人回到高家，向高士一说明共产党正在组织抗日武装。高士一却有顾虑：“咱们是地主，人家会收留吗？”
杨琪良当时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明确告诉高士一，只要真心抗日，便不会因出身而拒之门外。高士一听完，态度很快转变：“既然是打日本人，那就跟着干。”
不久，任丘一带成立了河北游击第十四支队，高万德任支队长，杨琪良负责政治工作。高士一没有立即站到台前，而是在背后筹粮、筹枪、联络乡绅。一个月后，队伍改编为人民自卫军第五路，他出任司令。
这一步并不轻松。高家兄弟意见分裂，长兄支持抗日，二哥认为民间队伍难敌日军，三哥则担心共产党会连累家族。一次，三哥甚至带人扣留前来传达工作的共产党员。高士一当面制止，兄弟之间也因此产生了严重冲突。
他的选择不是一句口号。部队扩展到三四千人后，粮食、武器和医药都成了难题。高士一拿出自家存粮和积蓄，妻子也把陪嫁首饰交了出来。消息传开后，一些地方绅士受到影响，陆续捐粮捐款，帮助队伍渡过难关。
诱惑与威胁接踵而来。国民党方面曾许诺给钱给枪，并让高士一担任更高职务，他没有接受。日军也试图拉拢，遭到拒绝后，抓走他的侄子高万玉、高万峰等人作为人质。高士一始终不改立场，日军最终杀害人质，企图逼降的计划也随之破产。
1939年春节前后，贺龙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部队进入冀中。高士一认为，单靠地方武装难以长期作战，必须接受正规部队的领导和整编。他立即赶去会见贺龙，提出将部队编入第一二〇师。
1939年3月下旬，高士一所部与第一二〇师第七一五团一部合编，组成第一二〇师独立第一旅。面对新的任命，高士一自称年纪大、没进过军校，想把职位让给年轻人。贺龙没有同意，反而决定让他担任旅长。
这项任命看似特殊，其实有着清楚的原因。高士一不是凭地主身份得到职务，而是因为他率先组织抗日、掌握地方武装，能够动员群众，筹集物资，并且在多次诱降面前立场坚定。他熟悉冀中乡情，也有带兵经验，这些条件不是一纸学历能够替代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独立第一旅的副旅长王尚荣曾是红军师级干部。一个出身富裕家庭的地方武装首领，与久经战阵的红军将领共同任职，正说明当时八路军用人的标准，重在抗日立场、实际能力和群众基础。
此后，独立第一旅投入冀中抗战，在敌后开展作战。高士一并非传统意义上从红军基层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将领，但他把家产、声望和个人安危都押在了抗战事业上。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陕西省交通厅厅长。1968年6月1日，高士一因病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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