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 | 西方两次危机：从“制度内部矛盾”到“制度本身矛盾” |

杨光斌 | 战后西方两次危机：从“制度内部的矛盾”到“制度本身的矛盾” |

编者按

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东方”，“西方”，“南方”，“北方”，这些此起彼伏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流行用语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各自代表了什么样的趋势？今后又将向哪个方向发展？我们这一期快评以【西方国家危机与全球南方】为题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新加坡、中国大陆以及台港澳地区的44位学者就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讨论：

·西方危机篇

·全球南方篇

·二者关联篇

·区域国别与国际秩序篇

·中国应对与发展前景篇

本期快评分22组发出。

2026年9月22日

参与本次快评的学者及所在单位：

A　西方危机篇（8）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

赖华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刘洪钟　上海外国语大学

朱俊玮　浩瀚智库

王在邦　太和智库

尹继武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肖　龙　美国奥斯汀社区学院

方鹿敏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B　全球南方篇（10）

朱志群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

何　岸　浩瀚智库

辜学武　德国波恩大学

黄海涛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周阳山　台湾中流基金会

宋　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罗欢镇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

卫纯娟　温州肯恩大学

周方银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张勇进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C　二者关联篇（10）

刘海方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武心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刘　星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

覃胜勇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吴启讷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刘　迪　日本杏林大学

潘　维　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

林宏宇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D　区域国别与国际秩序篇（8）

郭　洁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贺嘉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殷燕军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

暴凤明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

祁冬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鞠海龙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郑继永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

李海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E　中国应对与发展前景篇（7）

熊达云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

王　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任　晓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

卫　娣　日本周南公立大学

杨冬珍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殷之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沈丁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

战后西方两次危机：从”制度内部的矛盾”到”制度本身的矛盾”

44学者评【西方国家危机与全球南方】系列“西方危机篇”第1篇

资本主义是一套世界性的组织体系，因此战后西方经历的两次危机——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与2008年以来的金融—治理危机——都不能仅仅在单一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解释，而必须放在世界体系的整体变动中考察。

70年代的危机，主要是制度内部的矛盾——是战后资本主义体制自身运行逻辑的产物。战后”黄金年代”建立在阶级妥协之上：大收买换大和平，即以福利国家换取工人阶级的支持。然而这套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安排内含张力：长期充分就业强化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工资上涨挤压利润率；生产率增速在60年代末开始放缓；政府干预导致机构膨胀、支出高企、税负加重。数据显示，美英非金融企业利润率从1950年的16%以上降至1970年的不足10%。利润挤压与石油冲击叠加，产生了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的”滞胀”——通胀与失业并存，宣告了旧调控工具的失效。

但是，这场危机是制度可以自我修复的危机。它以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打击工会、削减福利——资本通过一次”体制内的范式转换”恢复了利润率。换言之，70年代危机动摇的是资本主义的某种管理模式，而非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其结果是制度的改组而非制度的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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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危机则不同，它日益表现为制度本身的危机。2008年的金融崩溃并非偶然的政策失误，而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必然结果：经济脱实向虚使利润日益脱离生产、依附于债务和资产膨胀；脱实向虚的经济必然导致收入分配的恶化，迫使普通家庭的消费依赖信贷支撑，整个积累模式建立在不稳定的债务地基上。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危机直接侵蚀了制度的治理能力：西方国家的政治系统日益无力回应危机。民粹主义崛起、政党体系碎片化、政策极端化摇摆，显示代议制民主越来越难以整合社会分歧。政府既不敢让市场彻底出清（只能以天量救助维系金融体系），又无力重建有效的公共调控，国家既被资本俘获，又丧失了自主行动能力。70年代的危机问的是”谁来管理资本主义、如何管理”；当下的危机问的则是”这套制度还能否被管理、还能否自我更新”。这是从制度内部的矛盾到制度本身的危机的历史性变化。

两次危机的又一深层差异，在于全球生产格局的变化。70年代，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仍在西方，德日对美竞争虽激烈，但基本属于同一制度阵营内部的份额争夺。而新自由主义时代推动的全球产业转移，从根本上改写了世界体系：发达国家的资本为逃避国内的劳资僵局和利润率压力，大规模外包生产，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重心加速向东亚、特别是向中国转移。

这一转移在短期内缓解了西方资本的困境——廉价商品压低了通胀，全球套利提升了利润率，却在长期内掏空了制度的社会基础：制造业空心化摧毁了战后妥协赖以存在的中产阶级就业，锈带衰落与沿海繁荣并存，社会撕裂为民粹政治提供了土壤；金融资本的膨胀与实体经济的萎缩互为表里，使2008年的崩溃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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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供应链中心的东移造就了一个在体量和组织能力上足以与西方比肩的非西方工业中心，使西方首次面对一个无法通过自身规则吸纳、也无法通过危机转嫁来消解的竞争者。价值链中心的转移不再只是经济地理的变化，而是制度矛盾的空间放大器：它把资本主义内部的危机，转化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领导权的危机。

总之，70年代的危机是制度内部的矛盾，通过新自由主义的自我改造暂时得到解决；而这各”解决”恰恰埋下了今日危机的种子——金融化、去工业化、治理空心化，最终把矛盾从管理模式层面推向制度本身层面。当危机不再能被体制的自我调整所吸收，当世界体系的重心不再以西方为轴心，西方所面对的就不再是又一次周期性的衰退，而是对其制度合法性、治理能力与世界地位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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