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2月9日，昆明，卢汉宣布云南起义。这个决定，不只是一个地方军政首脑的转身，也意味着盘踞西南数十年的滇系，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类似的场景，在湖南、广西、广东也相继出现，只是每一系的收场方式并不相同。
所谓“四大军阀集团”，并不是四个始终稳定的政治组织，而是以地域、军队和人脉为纽带形成的地方势力。它们往往随着领袖更替而变化，既能与中央合作，也会在利益冲突时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到了抗战结束，旧式地方军阀的生存空间已经十分狭窄。
湘系的末代掌门，通常被认为是何键。
湖南军人集团早期人物众多，谭延闿、唐生智、程潜都曾在湖南政局中占据重要位置。北伐之后，唐生智一度掌握重兵，却因多次与蒋介石发生冲突，实力逐步受损。湖南地方势力内部的分裂，也给了何键后来居上的机会。
何键的高明之处，不在于军事才能特别突出，而在于他懂得借助南京方面的政治支持巩固地位。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他站在蒋介石一边，湖南省主席的位置由此坐稳。此后多年，他依靠地方行政系统和部队控制湖南，对共产党武装进行大规模围剿。
这种做法让何键在南京方面得到信任，却也使他在湖南积累了不少矛盾。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何键离开湖南，转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地方上的独立军政色彩随之减弱。虽然湖南还有不少湘籍部队，但已经很难再形成一个能够独立决策的湘系集团。
滇系的情况更有地方特色。蔡锷和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势力打下基础，龙云则把这种地方格局维持了很长时间。龙云主政云南十余年，省内军队、财政和行政体系都具有较强独立性，云南也因此常被形容为“山高皇帝远”。
1945年10月，蒋介石借机发动所谓“十月事变”，龙云被迫离开云南，滇系的核心权力遭到拆解。接替他掌握云南军政大局的人，正是卢汉。卢汉虽是龙云旧部，但性格和处境都与龙云不同，他必须在南京、云南地方力量以及西南战局之间反复权衡。
1949年，国民党军在西南节节败退，云南已经难以得到有效支援。卢汉没有把全部力量投入一场看不到胜算的决战，而是在12月9日率部起义。此举使云南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战事，也宣告卢汉成为滇系最后一位真正掌握全局的地方首脑。
桂系的末代人物，则要在李宗仁和白崇禧之间作出区分。
新桂系能够崛起，靠的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人的合作。李宗仁长于政治斡旋，白崇禧擅长军事指挥，黄绍竑则负责地方经营。三人配合时，广西不仅有军队，也有较完整的行政和财政基础。
抗战时期，桂系部队在台儿庄等战场上表现突出，声望达到高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矛盾重新显现。李宗仁在1949年初出任代总统，试图通过和谈争取时间；白崇禧却仍希望依靠军事力量守住华中和广西。
有意思的是，李宗仁与白崇禧虽同属桂系，选择却并不一致。李宗仁后来赴香港，再转往海外；白崇禧则继续指挥部队作战。衡宝战役之后，桂系主力损失严重，广西防线难以维持。1949年11月桂林、柳州相继失守，白崇禧退往海南，桂系从此失去根据地。若以“最后握有军队并实际指挥作战”衡量，白崇禧便是桂系末代大佬。
粤系的收场，又是一种逐步被削弱的过程。
广东地方势力人物复杂，陈铭枢、蒋光鼐、张发奎等人都曾拥有相当影响。真正把粤系经营成一方强大势力的，是陈济棠。他在广东主政期间扩充军队，整顿财政，兴办交通和教育，使广东一度具有较强的地方自主性。
1936年两广事变失败后，陈济棠下野，粤系受到重创。余汉谋接掌广东军政力量，虽然名义上服从南京，但手中仍保有一支规模可观的粤籍部队。抗战期间，他担任重要战区职务，部队也参与了华南地区的防御作战。
不过，余汉谋并没有陈济棠那样的政治号召力。抗战结束后，中央军不断进入广东，地方部队的独立性持续下降。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前后，余汉谋所部纷纷撤散或南撤，粤系作为地方军政集团不复存在。因此，从实际掌兵和控制广东地方武装的角度看，余汉谋是粤系最后一位大佬。
四个集团，四种结局。何键代表的是地方势力被行政体系逐步收编，卢汉选择起义，白崇禧把希望押在军事决战上，余汉谋则在中央力量扩张中失去立足之地。到1949年以后，地方军队不再以私人关系和地域认同为核心，旧式军阀赖以生存的土壤，也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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