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安徽霍邱,王振武面对上峰派来的审查人员,只说了一句话:“李克农是我的朋友,其他事情,我不知道。”这句话看似平常,却让他失去了军政两界的全部职务,也使他从一名国民党军政人员,转眼成了普通人。
事情要从南京下关说起。那年1月,民生中学被查封,李克农受到通缉。有人开出高额赏格,四处搜捕这位地下工作者。李克农抵达南京后,刚走出车站,便被巡逻军警认出。
他没有停步。
街道上的行人纷纷躲闪,军警在后面紧追不舍。李克农穿着长袍,压低帽檐,边跑边寻找脱身机会。枪声和叫喊声搅在一起,局面十分危急。
恰在此时,王振武乘坐黄包车经过。他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准备前往驻南京办事处。黄包车突然被人撞了一下,车夫正要发火,王振武却认出了眼前这个神色慌张的人。
“峡公,是你吗?”
李克农没有回答,只朝身后示意。王振武立刻明白,一把将他拉上车。追兵赶到时,看到车上坐着一名国民党军官,便没有细查,继续向前追去。一个照面,改变了两个人此后的人生轨迹。
王振武把李克农带进第六军驻京办事处,又给他换上军装,安排他暂任政治部中校秘书。这样的安排,既是救急,也是冒险。李克农一旦被查出身份,王振武必然受到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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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交情,并非始于这次营救。
1925年,王振武在安庆暂居。有一天,他在小饭馆附近捡到一个装有银票的钱夹。那时他手头并不宽裕,却没有将钱据为己有,而是一直等候失主,还张贴启事寻找。失主正是李克农友人的同伴,李克农也因此与王振武相识。
那次相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振武看重信义,不把钱财放在第一位;李克农则办事机敏,待人坦诚。两人的政治道路后来并不相同,但在做人做事上,却有不少相通之处。
同年,孙中山逝世后,芜湖部分教会学校禁止师生公开悼念,引发学生抗议。五卅运动的影响传到安徽,许多学生退学,继续求学成了难题。李克农与进步人士创办民生中学,王振武受邀担任体育教师。
王振武精通武术,课堂上不只教体操,还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在那个局势动荡的年代,学校不仅要教书,也要让青年掌握自卫和组织能力。民生中学后来成为地下联络活动的重要掩护,王振武虽未加入党组织,却对相关情况守口如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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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李克农加入党组织,开始从事秘密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民生中学被迫停办,两人暂时分开。王振武后来进入国民党军政系统,仕途一度顺利;李克农则继续从事隐蔽战线工作。
民生中学恢复后,李克农回到芜湖,但监视并未消失。1928年学校再次遭到查封,他只得离开。南京街头的追捕,便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从南京回到霍邱后,王振武把李克农安置在家中。有人向县党部告发他窝藏共产党人,王振武始终不承认,只称对方是旧友。由于没有直接证据,审查暂时搁置。
但监视越来越严密。为避免李克农再次落入敌手,王振武借外出探亲游玩之名,将他藏在轿中,亲自护送出城,又辗转把他送到上海。李克农安全脱身,王振武却再也无法置身事外。
不久,霍邱方面派人包围王宅,搜查多处,却没有找到李克农。缺少实证,他们无法将王振武定为共产党人,只能把他在军政系统中的职务全部撤去。曾经身居要职的王振武,就这样被一笔抹去,重新成了平民。
此后,他靠友人帮助,在霍邱县垦务部门谋得职位,生活渐趋平静。值得一提的是,王振武并没有因为失去职位而改口,也没有借往事为自己邀功。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担任重要职务,并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始终记得当年那辆黄包车,也记得王振武在霍邱为他承担的风险。李克农曾致信当地政府,说明王振武营救和保护自己的经过,王振武因此获得了新的工作安排。
两位故友后来仍有往来。李克农到安徽时,会到王振武家中;王振武赴北京探望,李克农也亲自陪同。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在北京病逝,终年59岁。四年后,王振武也离开人世,终年80岁。据记载,他临终前仍惦念未能再赴北京与故友相见。
一个身处国民党军政系统,一个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身份不同,选择却在危急关头交汇。王振武失去的,是职务和仕途;李克农记住的,则是一位故人在枪声逼近时伸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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