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9年10月，四川乐至县劳动公社，陈毅站在儿时居住过的老屋门前，忽然发现那两株熟悉的古柏不见了。幺叔告诉他，树是在“大炼钢铁”时期被砍掉的。陈毅没有多说，只是望着空出来的门前，神情明显沉了下来。
这次回乡，对陈毅而言并不只是一次探亲。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于1955年、1958年两次到四川，却始终没有机会走进乐至。10月29日，他在成都参加完展览会闭幕活动，便携夫人张茜赶往家乡。汽车翻过龙泉山，沿途景色渐渐熟悉起来，他不时催促司机放慢车速。
乐至县早已盼着这位老乡回来。县里过去写信邀请，陈毅虽因公务未能成行，仍在回信中建议多栽桑树，发展养蚕。他这次进县城，看到道路两旁确实添了不少桑树，便让司机慢些开，仔细察看田地、村庄和道路的变化。
欢迎宴上，乡土气息很浓。桌上有回锅肉，也有新鲜蔬菜。陈毅谈起这道家常菜的做法，兴致颇高，张茜却提醒他少吃肥肉，顾及血压。陈毅只好笑着收住筷子。这样的细节很平常，却让在座的人看见了一个既惦记家乡口味，又必须约束饮食的陈毅。
酒席过后，县委书记段建武汇报农业生产和分配方案。陈毅听得认真，问得也很具体：社员分到的粮食够不够，集体积累和群众生活如何兼顾。对方回答，若口粮不足，就依靠国家计划供应。陈毅听完沉默片刻，强调国家、集体和社员三方面的利益都要照顾，不能只顾积累而忽视百姓手里的余粮和零用钱。
谈话转到下一年度的生产目标，气氛忽然变得微妙起来。县里准备搞“千百万运动”，提出稻、麦、玉米亩产千斤，棉花、蚕丝亩产百斤，红苕亩产万斤。陈毅没有当场泼冷水，只用一句带着四川口音的玩笑提醒大家：
“你们野心好大，把我都吓住了。”
段建武解释当地计亩方法与别处不同，陈毅便接着说，积极性可贵，但指标必须有依据，不能只凭热情办事。不得不说，这句玩笑背后，是一位长期做地方和军队工作的领导者对实际情况的敏感。农业计划不是纸上的数字，最终要落到土地、天气、种子和农民肩上。
在劳动公社的红苕地里，陈毅又看到了另一种答案。有人采用“深沟高埂，长藤平插”的办法，挖出的红苕又大又多。陈毅走进地里，亲手提起一串红苕，询问亩产情况。张茜还拿出笔记本记录。比起空泛的口号，这些具体做法更能说明技术、经验和劳动之间的关系。
回到老屋，陈毅同幺叔、幺娘叙旧，乡亲们闻讯赶来，屋里一下热闹起来。他没有摆架子，带来的礼物也只是家常物品。中午，大家到公社吃饭，饭菜不算丰盛，却很合口味。陈毅注意到蔬菜新鲜，还谈到北京的蔬菜远道运输，往往不如家乡现摘的爽口。
这趟行程并未停留在亲情之中。他先后查看了石井镇红旗丝厂和北街面粉厂。红旗丝厂始建于1958年，初创时条件简陋，一年后厂房、车间和电站逐步建成。陈毅关心的，不只是厂子有没有建起来，还包括生产能不能持续、职工能不能安心工作。
晚上回到住处，他又谈起白天观看的川剧。乐至县准备了几出传统剧目，演员演得卖力，陈毅看得很投入。回去途中，他对三弟陈季让说，川剧要发展，必须不断革新，否则就会被时代淘汰。这里的“革命”，说的是艺术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变化，并非简单抛弃传统。
11月3日离开乐至前，陈毅应县里请求，在新乐剧场向县、区、社干部讲话。他没有带讲稿，直接用家乡话谈见闻：道路、工厂、文化和群众生活都有变化，但生产建设仍需扎扎实实。讲到国家建设和外交工作时，他把道理说得很朴素——只有把自己的生产搞好，国家才有更足的底气。
散会后，陈毅没有久留，便乘车返回成都。剧场外，干部和群众一路相送。他坐在车里向窗外挥手，直到车子驶远，手臂才慢慢放下。那两株古柏没有回来，老屋也已显得空旷，但田里的红苕、厂房里的机器和剧场里的唱腔，仍记录着乐至在那个年代留下的复杂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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