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12月，南京城外，宋希濂面对的不是一张可以从容部署的作战地图，而是一座正在失去秩序的城市。日军已经逼近，守军各部彼此失联，撤退道路又被大量人员堵塞。此时的宋希濂，担任国民革命军第36师师长，真正考验他的，不是能否守住一处阵地，而是能否把一支被打散的部队带出包围圈。
关于宋希濂“突围后兵力反而增加”的说法，确实有一定事实基础，但不能简单理解成他在战场上越打越强，更不能把所有细节都当成确凿史实。战争中的“兵力”，既包括建制完整的部队，也包括收容的散兵、失散官兵和临时归队人员。宋希濂的本事，恰恰在于能迅速恢复指挥关系，把零散力量重新组织起来。
宋希濂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和中原大战，属于国民党军中较早经历大规模战事的一批将领。他并非只靠勇猛取胜，比较突出的地方，是重视部队的机动、通信和层级指挥。部队一旦陷入混乱，他会优先寻找军官、确认番号，再安排警戒、行军和补给，而不是让士兵漫无目的地四处奔逃。
淞沪会战爆发后，第36师投入上海战场。1937年8月至11月，日军凭借海空军和持续增援，逐步扩大登陆场，国军防线被迫后撤。上海战场的撤退，并不是某一支部队单独行动，而是多支部队在炮火和交通拥堵中交错南撤。能把部队带走，已经十分困难；还要保持基本建制，更是对师旅指挥官的严峻考验。
宋希濂在这段作战中表现出的特点，不是逢敌必冲，而是尽量避免部队被切成几段。能守则守，不能守时便迅速转换阵地；重视后卫，也重视把伤员和军需物资一并转移。这样的做法未必能减少伤亡，却能避免整建制崩溃。许多部队损失惨重，原因并不只是正面作战失利，也包括撤退时失去联络、弹药断绝和军官失散。
撤至南京后，形势更加恶劣。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前后，守军各部相继寻找突围方向。宋希濂所部同样遭受严重损失，不能说毫发无伤，更不能说原有兵力完整保留。可是，在突围过程中，他确实注意收拢失散官兵，将部分友军人员编入行军序列，于是队伍在人数上出现了暂时增加的现象。
这种增加，性质上更接近“收容”和“重组”，而不是战斗力凭空增长。新加入的官兵来自不同番号，军官关系、武器配备和训练程度各不相同，短时间内很难形成真正统一的战斗单位。宋希濂能做的，是先让这些人有饭吃、有任务、有带队军官，再逐步恢复秩序。战争经验表明，能把散兵变成队伍，本身就是指挥能力。
有部下曾提出，突围时应当等待上级重新下达完整命令。宋希濂的处理思路很实际：命令中断时，不能坐等；只要大方向明确，就要先保存有生力量。这样的选择容易引发争议，却符合当时战场的实际。部队若被困在原地，番号还在，人员却可能全部损失；只要突出去，哪怕暂时建制混乱，也还有重新作战的机会。
1938年，宋希濂升任第71军军长，参加武汉会战等作战。此后，他仍然重视部队整补和战场机动，尤其注重以骨干部队带动新补人员。第71军并不是一支只靠个人威望维持的队伍，它能够继续作战，靠的是基层军官、通信系统和相对严格的组织管理。
因此，标题中“别人都是损兵折将，他兵力不减反增”，更适合作为一种形象概括，而不是精确的战报结论。宋希濂并没有避开伤亡，也没有在每次突围中都扩大兵力。他真正高明之处，在于部队遭到打击后，仍能保住指挥骨架；在秩序崩溃时，仍能把散乱人员重新纳入行动体系。
这也是突围战最难的部分。冲出包围只是第一步，能否带着人员、武器和命令继续行动，才决定一支部队有没有再战能力。宋希濂的名声，正是在这些混乱而残酷的时刻逐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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