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苏权18岁就任师政委，授衔少将时年纪轻轻，他做了什么事让林彪不满？

1934年冬，黔东山地，18岁的段苏权接到一项几乎没有退路的命令：留下来，掩护红二、红六军团主力转移。那时的他还很年轻，却已经被任命为独立师政治委员，和师长王光泽率领八百余人，牵制数倍于己的敌军。

这支部队的任务，不是攻城略地，而是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为主力争取时间。山路崎岖，敌军搜捕越来越严，独立师只能不断转移。王光泽在战斗中牺牲，部队也逐渐失去联系，伤员、战士相继分散。

段苏权负伤后，躲进当地百姓家中。伤势稍有好转，他便踏上寻找组织的路。由于无法取得联系，只能沿途乞讨，靠乡亲们接济前行。一个曾经指挥部队的师政委，落到这般境地，足见当时斗争的残酷。

直到1937年，他才重新回到部队。多年失散并没有让段苏权退出战场，反而使他积累了特殊的基层经验。此后，他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担任平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平北地委书记等职，既抓军事，也抓地方组织建设。

真正让段苏权承受巨大压力的，是1948年的锦州战役。辽沈战役发起后，东北国民党军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孤立据点。锦州能否迅速拿下，关系到东北战局能否打开缺口，而城西北机场，则是守军获得增援的重要通道。

9月中旬，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奉命南下北宁线。段苏权率部昼夜兼程，九天行军九百余里，抵达北镇一带后立即投入战斗。部队连续作战，切断锦州与义县之间的联系，行动并不算慢。

问题出在机场任务上。

9月25日以后，东野总部要求部队以炮火封锁锦州机场。电报传到第八纵队时，负责传递和处理的环节出现延误，段苏权直到26日清晨才看到命令。更麻烦的是，附近有两个机场，一个已经基本废弃，另一个仍具备运输能力。

段苏权担心理解错误，向上级发电询问。刘亚楼得知后十分恼火，认为一个机场能用、一个不能用，任务本不该反复请示。段苏权随即准备执行，但新的命令很快到达，封锁可用机场的任务改由第九纵队承担。

命令反复变化，给前线造成了空隙。守军利用这段时间实施空运，向锦州输送援兵。林彪对此极为不满，连续发电批评第八、第九纵队没有及时封锁机场，认为这延误了战机。后来查明，空运部队的数量并非此前电报所说的两个师，而是两个团，但机场未能及时被控制，确实成为指挥层关注的问题。

毛泽东随后指出，两个纵队耽误了两天，应当予以批评。段苏权收到电报后，心情十分沉重。他在日记中反思，执行任务时不能随意停留在争议上，必须尽快领会意图、承担责任。对一名前线指挥员来说，这既是批评，也是一次极其尖锐的提醒。

不久，第八纵队又在小紫荆山阵地出现波折。部队当天攻占阵地，随后因警戒和部署疏忽，被守军夺回。东野指挥部不是从第八纵队的正式报告中获悉此事，而是从敌方电台广播中得知，林彪因此更加不满。

段苏权没有回避问题。他亲自赶到前线组织反击，一个小时后重新夺回阵地。遗憾的是，前面机场延误，后面阵地失守，两件事叠加在一起，使林彪对第八纵队的印象明显变差。所谓“惹恼”，并不是私人恩怨，而是战场指挥中连续出现的失误，引发了最高指挥层的严厉批评。

有意思的是，到了锦州总攻，第八纵队却承担了极其艰苦的牵制任务。东野调整部署后，主攻方向转向锦州西城，第八纵队留在东城，必须让守军误判解放军的突破方向。段苏权提出把突破口放在敌军较敏感的区域，目的正是吸引火力，为主攻部队减轻压力。

10月13日总攻开始，第八纵队在东城遭到猛烈炮火。部队伤亡很大，23师68团团长张俊岚牺牲，许多阵地反复争夺。段苏权没有轻易撤退，而是按照东野命令继续向纵深推进。14日晚，多个团攻入城内，随后展开巷战。

10月15日下午，第八纵队攻入守军第六兵团司令部，俘获国民党军第93军军长盛家兴等人员七千余人。此前的牵制并非徒劳，守军确实把相当一部分重兵放在东城，这使西城方向的主攻得以推进。

但战后评价并没有完全按照段苏权和第八纵队的期待展开。林彪在总结中更多提到机场封锁迟缓、阵地丢失等问题，对第八纵队在东城的牵制和突破着墨有限。段苏权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晚年仍多次强调，不能只记录指挥上的过失，也应记住第八纵队在锦州付出的牺牲。

辽沈战役结束后，第八纵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45军。段苏权却没有继续担任野战部队主要领导职务，而是调任东北军区作战处处长。此后，他转入空军建设，先后担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志愿军空军第一副司令员等职。

1955年授衔时，段苏权被授予少将军衔。有人只看到他的军衔，却容易忽略他18岁担任独立师政委、负伤失散后重新归队，以及在锦州东城承担主攻牵制的经历。1993年，段苏权病逝，享年78岁。追悼会上，老战友家属提到他当年负伤后一路寻找部队的往事，那段经历，正是他一生军旅道路中最难被抹去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