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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防务战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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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战还在打,但美国人已经盯上了下一个战场。
近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了一篇特稿,标题写得很直白:“华盛顿打着国安旗号立法寻求脱钩:中美博弈新战场——生物科技?”文章里提到,美国国会去年底通过了《生物安全法》,今年又开始起草《生物科技投资国家安全法案》。一旦通过,美国企业投资海外生物科技创新,要经过堪比AI和芯片领域的严格审查。
这不是一份普通的法案。它意味着美国正在把生物科技,正式拉进国家安全框架。芯片战用的是实体清单、出口管制、盟友协调。生物科技战用的是投资审查、供应链限制、数据管控。工具箱换了,但逻辑是一样的:用安全的名义,重塑产业边界。
美国人为什么急了?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新兴生物技术分会的证词,去年一年,美国企业与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签署了超过150笔许可交易,总价值超过1350亿美元,是前一年的近三倍。今年这个势头还在加速。
辉瑞2025年中与中国沈阳三生制药达成协议,一次性支付12.5亿美元,取得一款抗癌药在中国以外的销售权。若药物成功上市,还要支付最多48亿美元的分红。今年5月,辉瑞又跟苏州信达生物合作研发12款新一代抗癌药,总投资额最高可达105亿美元。在这之前八个月内,信达已经先后与日本武田药品和美国礼来达成类似协议。
默克、百时美施贵宝、诺华、阿斯利康,这些跨国制药巨头,都在跟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展开类似合作。美国医疗科技创投基金Santé Ventures的执行董事哈利勒说得直白:投资者看重中国的一大关键优势,就是高效获取人体临床试验数据,快速验证产品的开发潜力。
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数据,在中国进行首阶段临床试验的平均成本是330万美元,平均耗时6.2个月。美国则需580万美元和13.2个月。成本是美国的57%,时间不到一半。
这就是美国人坐不住的原因。不是中国在实验室里追得多快,是中国在把实验室成果变成药的速度上,已经形成了结构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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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正的长板在哪?
纽约一家生命科学孵化器在2026年BIO国际大会上发布了一份《中美生物医药竞争力评分卡》。这份报告不是中国自己写的,是美国人基于117位美国药企和高校决策层调研、文献计量和全球临床试验数据完成的。
报告把生物医药竞争力拆成六个维度。美国在技术转移、资本与商业化、人才这三个维度上全面领先。中国在临床开发和供应链上展现出压倒性优势。
具体来看:2025年,中国已占到全球临床试验启动总量的32%,几乎追平美国的35%。肿瘤领域,中国占比更是高达39%。中国创新药从发现到IND的周期比世界其他地区快50%到70%,I期临床试验成本低50%到60%。
美国研发管线的新化合物总量,约三分之一来自中国。报告预测,到2040年,FDA批准的新药中,35%将来自中国。
这份报告的总分是美国19分、中国16分。美国领先,但差距在快速缩小。报告对117位美国药企高管的调研显示:72%的人认为中国生物医药 sector 的进步速度比美国快,85%的人认为美国的领先地位只能维持10年或更短。这已经不是“追赶”,是在某些关键环节上的“并跑甚至领跑”。
合成生物学:下一个战略制高点。
生物科技的竞争,不只在药上。合成生物学正在打破传统化工、农业、医药的边界。未来很多产品可能不再依赖石油或耕地,而是通过微生物“工厂”生产。这条赛道上的领先者,将获得类似当年半导体产业的战略地位。
中国在这个方向上动作很快。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开发了一套针对甲醇芽孢杆菌的合成生物学使能技术,把DNA电转化效率提升了1000倍,基因编辑的靶向致死率超过98%,敲除4kb以内片段的效率接近100%。他们还实现了以甲醇为唯一碳源生产L-精氨酸,把廉价甲醇转化成高价值氨基酸。
中科院成都生物所在丝状真菌基因编辑上也取得了突破,成功构建了基于CRISPR/Cas9核糖核酸蛋白系统的编辑工具,能够高效实现单基因与多基因敲除、大片段删除以及外源蛋白表达。中科院遗传发育所高彩霞团队更是首次在植物中建立了bridge RNA引导的大片段编辑系统,实现了可编程、无DSB、无缝接头的大片段基因组编辑。
这些成果单个看,都是技术突破。串在一起看,是一条完整的底层工具链正在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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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的挑战在哪?
美国的优势不在制造,在转化。
报告用“64比1”的悬殊差距揭示了美国的问题所在:获得NIH临床与转化科学基金的62所大学,每年平均开展64项I/II期临床试验。而没有该基金支持的181所大学,平均仅为1项。同样的研究基础,同样的单位研发支出,转化成果截然不同。
美国的瓶颈在转化,中国的瓶颈在原创。
中国在全球药物研发中的份额已经接近30%,但定义下一代新药的前沿赛道上,美国科研成果的学术影响力优势在持续拉大。中美在CAR-T与细胞疗法上的学术影响力差距最大,美国领先90%。在AI药物发现方面差距最小,美国领先52%。这或许提示,AI制药可能是中国追赶速度最快、最有望实现“换道超车”的领域。
另一个结构性问题也值得注意。美国顶尖研究机构的论文中,有9%与产业界合著,中国这一比例仅为3.3%。这个差距在过去6年稳定在2.65到2.8倍之间,没有缩小趋势。换句话说,中国的科研产出量很大,但产学研之间的桥梁还不够宽。
这场竞争和芯片战有本质区别。
芯片可以断供,生物科技很难脱钩。
病原体没有国界。疫情防控需要国际合作。基础研究本身具有高度全球性。美国对中国生物技术的限制,可以卡住设备和数据,但卡不住科学发现本身。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内部也在打架。财政部正在起草的规则,倾向于允许美国药企继续引进中国在研新药,只对涉及可能被武器化的病原体或生物技术设限。大型药企已经在跟政府官员沟通,反对对中国药物授权实施广泛限制。因为他们心里清楚,限制中国创新药的引进,最后受损的是自己的研发管线。
说到底,生物科技战场已经拉开序幕。它不像芯片战那样喧嚣,但可能更决定未来。美国在原始创新和转化体系上仍然领先,但中国在临床效率、供应链和制造能力上的长板,正在改变竞争的天平。
对中国来说,最务实的路径是把基础打牢: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完善产学研转化机制,在核心工具、底层算法、关键原材料上实现突破。对观察者来说,判断这场竞争的走向,不能只看短期的政策表态或企业新闻,要看长期的研发投入强度、专利质量、临床试验数据和最终产品落地能力。
这场竞争没有旁观者。中国能不能站稳脚跟,最终取决于自身的积累和定力,不取决于对手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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