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市场经济，为什么中国能，别人不能？

（原创 郑嗯嗯 墙上的向日葵 ）

思想领域的正本清源，本质是争夺“解释权”——谁掌握了对历史连续性和市场经济性质的解释权，谁就掌握了发展方向的主导权。中国发展成就的根本，在于党的领导。这不是一个需要回避的价值判断，而是一个可以被比较事实验证的客观结论。

这些年，国人对党的领导、对党的认同，前所未有。年轻一代亲眼看到中国崛起，亲身感受国家在世界上的分量。

这种认同，不是灌输的，是现实教出来的。

但与此同时，社会上仍有一些杂音。

尤其是那些经历过改革开放、如今在家庭和社交圈里说话有分量的中年人、老年人。他们不太愿意谈“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不是反对，是回避。饭桌上聊到经济形势，聊到中美关系，聊到孩子的前途，话赶话到了这个点，他们往往会绕开，或者含糊过去。

他们中的不少人，心里的真实想法可能比“回避”还要远一些。他们真诚地认为：中国这些年的发展，靠的是市场经济，靠的是对外开放，靠的是中国人的勤劳聪明。至于党的领导——他们不觉得这是关键，甚至觉得这是个“包袱”。

他们亲历过前三十年的曲折，又在后三十年看到了西方的繁荣。很容易把两件事画上等号：党的领导等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困难，市场经济等于改革开放的成功。于是，党的领导就成了一个“不好意思承认”的东西。

他们现在掌握了话语权。在家里是长辈，在单位是领导，在社交圈是“有见识的人”。带起节奏，影响很大。青年人正处在价值观形成期，听多了这些“杂音”，思想就容易乱。

还有一些错误观点正在混淆视听。有人说前三十年搞错了，有人说国企就该卖掉，有人说市场经济要求党退出，有人说中国经济见顶了，有人说西方理论才是真理。这些说法听起来各有各的道理，但指向同一个终点。

而我们的解释工作没有跟上。长期以来，我们讲“党的领导是根本”，更多地停留在结论层面，缺乏用比较事实、用国际教训、用中国实践本身来论证。结论重复多了，却没有论证跟上，反而容易引发逆反心理。

思想的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写这些既是在做思想领域的争夺，但更重要的是希望给普通人一把钥匙，让我们自己就会开锁。

一

先几件大家可能关注过但没在意的事情。

第一件。网上有人说：中国要崩溃了。这话从2001年说到现在，说了二十多年。结果呢？2025年我国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按购买力算比美国还多出七成。2026年上半年，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增速比出口还高。一个要崩溃的国家，会买这么多东西？

第二件。有人说：国企效率低，卖掉就活了。苏联是真卖了。结果寡头瓜分了国家财富，工业体系瓦解了，国家分裂了，老百姓日子比原来还差。拉美也卖了，资源命脉被外资拿走，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出不来。卖了，然后呢？

第三件。有人说：前三十年搞错了，改革开放才是对的。那我要问他，没有前三十年建的工业底子、搞的国防体系、铺的基础教育，后三十年拿什么开放？拿什么吸引外资？拿什么搞制造业？一问一个不吱声。

这三件事指向同一个问题：同样搞市场经济，为什么中国能，别人不能？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思想就乱。思想一乱，路就走不稳。

我想说的不是答案。我想问的是：手里有没有一把尺子，能量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吗？

二

普通人面对世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信息太多、说法太多、立场太多，你不知道该信谁。

有人说市场经济好，有人说市场经济坏。有人说前三十年好，有人说前三十年坏。有人说党的领导是根本，有人说党的领导是障碍。听谁的？

如果你没有工具，就只能跟着感觉走，跟着情绪走，跟着声音大的人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羞于承认党的领导”——因为他们手里只有西方经济学那把尺子，量什么都量不对。

怎么办？看毛选呗。教员的矛盾分析法就很有价值。不复杂，就三条。

第一条：任何复杂事物，都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不是所有因素都一样重要。中国发展有市场经济、有全球化、有人口红利、有党的领导——但其中有一个是起决定作用的。其他因素能不能发挥作用，取决于这个主要因素。

第二条：任何矛盾，都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市场经济和党的领导，不是并列关系。党的领导是主要方面，它决定市场经济的性质和方向。不是市场需要党退出，而是党决定市场为谁运转。

第三条：判断一个说法对不对，不要纠缠细节，要看它的逻辑终点。有人说“国企该卖掉”，不必跟他争论每一个国企的效率。只需要问：如果全卖了，谁来保证偏远山区的电有人供？谁来保证洪水地震的时候有人不计代价冲在前面？逻辑终点一出来，问题就清楚了。

这三条，就是我们普通人的武器。以下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三

先说印度。

印度跟中国，起点差不多。1947年印度独立，1949年新中国成立。都是人口大国，都是穷国，都搞市场经济。可几十年下来，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印度还在为制造业上不去发愁。

印度1991年就搞了经济自由化改革，比中国还晚不了几年。但印度制造业占GDP比重长期徘徊在16%左右，大量劳动力无法被现代部门吸收。更关键的是，印度迟迟无法推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和社会财富再分配，因为地主和精英反对。

用矛盾分析法看：印度有市场经济，但没有一个能管分配、管长远的主体。市场有了，但国家没有能力做那些让市场成果惠及多数人的事。主要矛盾是“发展需要成果共享”，但主要方面——一个能统摄全局的政治主体——缺席了。

再说拉美。

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后，拉美听了西方的话：私有化、放开市场、削弱政府调控。这套东西有个名字，叫“华盛顿共识”。

结果呢？墨西哥2000年到2005年，国民生产总值从5800亿美元涨到7580亿美元，数字好看了。但同期失业人口增加了约30%，绝对贫困人数高达1800万。拉美中产阶级大规模“新贫困化”，底层老百姓日子反而更难了。

用矛盾分析法看：市场机制在运转，但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主体来校正市场的分配后果。蛋糕做大了，但分蛋糕的人没了。主要矛盾是“增长需要公平”，但主要方面——一个能校正分配的政治主体——缺位了。

再说非洲。

西方援助了几十年，累计超过1.3万亿美元。条件就是让它们削弱政府、放开市场。结果呢？撒哈拉以南非洲过去60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6%，越援助越穷。

但有意思的是，那些没过度依赖西方援助、坚持自主制定发展战略的国家，反而表现更好。埃塞俄比亚近年来年均增长率保持在6.8%左右，卢旺达2026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10%。

用矛盾分析法看：市场经济是必要条件，但远非充分条件。主要矛盾是“发展需要有效治理”，而主要方面——一个能自主决策、有效执行的政治主体——决定了结果。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市场经济本身不产生发展。发展的关键，是有一个能管事、敢管事、会管事的主体。

四

我们也搞市场经济。1992年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市场上面，始终有一个能管事、敢管事、会管事的主体——中国共产党。

具体管什么？用矛盾分析法看，管的是三件事。

第一，管方向。市场经济会往钱多的地方跑。如果完全放任，资本都去炒房、搞金融，没人搞制造业。我们没有这样。从“五年规划”到产业政策，国家一直在引导方向。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23年的39.9万亿元，制造业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22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这不是市场自己长出来的，是有人一直在推着走。

第二，管分配。市场不会自动实现共同富裕。拉美就是教训。我们高脱贫攻坚，近一亿人脱贫，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市场做不到这个，只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才能做到。

第三，管长远。市场经济看的是眼前利润。但有些事短期不赚钱，长期必须做。高铁、电网、基础科研、边疆建设。这些东西，靠市场自己，一百年也建不起来。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靠的就是有人在做长期规划，而且能执行下去。

你可能会问：那党的领导跟市场经济不矛盾吗？

用矛盾分析法看：市场经济从来就不是“没有政府”的经济。美国搞产业政策，德国搞“工业4.0”，区别只在于规则为谁服务。在中国，规则为人民服务。

不是党的领导妨碍了市场经济，而是党的领导决定了市场经济为谁运转。

这就是钥匙的力量：它不让你在“党管还是市场管”这个伪问题里打转，而是让你看到，真正的问题是“谁来决定市场为谁服务”。

五

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改革开放好，所以之前三十年不行。

这话经不起推敲。

我引用一句原话：“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为什么不能相互否定？用矛盾分析法看：两个时期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没变，变的只是策略。

前三十年的主要矛盾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与“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之间的矛盾，主要方面是党的领导，具体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确立国家主权和安全。

后三十年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主要方面仍然是党的领导，具体任务是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融入全球化。

同一个主要方面，在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策略。前三十年打地基，后三十年搞发展。没有前三十年的工业基础、国防安全、基础教育、水利设施、统一市场，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根本无从谈起。

我们建房子，得先打地基。前三十年就是打地基。从1953年“一五”时期开始到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2%，工业年均增长11.4%。钢产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原油从12万吨发展到8716万吨。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初的41岁上升到66岁。

“两弹一星”是前三十年的。青蒿素是前三十年的。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是前三十年的。没有这些，拿什么在国际上站稳脚跟？后三十年拿什么开放？

否定前三十年，等于抽掉后三十年的地基。地基没了，大厦往哪儿站？

苏联的教训就在眼前。当年苏联全面否定自己的历史。结果呢？思想乱了，人心散了，国家垮了。

用矛盾分析法看，苏联的悲剧在于：他们把主要方面——党的领导——连同次要方面一起否定了。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

六

经济学家林毅夫作出的判断是：“用西方国家的理论不能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经济奇迹。”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释中国时，面临的是系统性的失灵。

第一，它的假设排斥了中国的关键变量。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之上，政府被设定为外生的“守夜人”。但在中国，政府不仅是守夜人，还是产业升级、技术追赶、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组织者。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就像拿一张欧洲地图去找北京胡同——地图上根本没有这些路。

第二，它的经验来自西方，天然排斥后发国家。二战结束70多年，全球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绝大多数至今仍陷在中等收入或低收入水平。而少数成功的东亚经济体，恰恰推行的是被西方理论视为“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的出口导向战略。

第三，它的意识形态预设让它无法“看见”中国。西方把中国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本质是一个话语陷阱。西方自己的产业政策叫“产业政策”，中国的同样做法叫“国家资本主义”。这是概念上的双重标准，目的是把中国框进“非市场”“非自由”的范畴里。

用矛盾分析法看：理论失灵，意味着失去了定义权。过去几十年，西方主导了一套全球性叙事：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就是西方化。中国崛起打破了这套叙事。一个不是西方模式的国家，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深度参与经济的国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增长。这相当于告诉他们：你们那套理论，从一开始就不是唯一的真理。

这才是西方真正恐惧的东西。解释不了，就意味着失去了定义“什么是发展”“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好制度”的权力。

七

你可能会问：西方经济学也有有用的东西，为什么非要搞“自己的”？

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不等于排斥一切外来理论，而是拒绝把西方理论当作普世标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使命，是从中国自身的实践出发，构建自己的概念和逻辑，而不是从西方的“理想模型”出发。

用矛盾分析法看：理论之争，离普通人并不远。当西方理论垄断解释权的时候，中国的成功会被定义为“例外”“不可持续”。当中国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国的成功就有了“说法”——不是运气，不是特例，而是一条被实践验证过的、有内在逻辑的道路。

这跟我们的孩子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的孩子学的、信的、走的，都是别人定义好的路，他就永远只能跟着别人走。只有我们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的孩子才能在世界上有话语权，才能走一条有内在逻辑的道路，而不是一条被别人定义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对于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西方理论“解释不了中国”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西方那条路，不是唯一的出路。

八

所以我想讨论的是问题，那些可能亲历过前三十年的曲折，可能看到过西方世界的繁荣，觉得“党的领导”和“市场经济”是对立的人，他们的感受是真实的，不是没有道理。

但这个“对立”，不是事实，是被制造出来的。

有一套话语，把“市场经济”和“党的领导”做成了两个对立的东西，让我们只能二选一。选了市场经济，就得把党的领导放在一边；承认党的领导，就得否定市场经济。我们被夹在中间，怎么选都不对。

这套话语的漏洞在哪里？

它把“党退出”当成了前提，而不是结论。它先告诉你市场经济需要自由竞争，然后告诉你自由竞争需要小政府，最后告诉你小政府需要党退出。一环扣一环，听起来天衣无缝。但你反过来问一句：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什么时候等于过“没有政府”？美国没有政府吗？德国没有政府吗？区别只在于，政府为谁服务。

你之所以觉得别扭，不是因为你错了，是因为你手里的尺子不对。你换一把尺子，就会发现，“党的领导”和“市场经济”从来就不是对立的。它们统一于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国家为谁服务。

九

否定前三十年的人，最终逻辑是“党的历史大部分是错的”；用市场经济消解党的领导的人，最终逻辑是“党应该退出经济领域”。不需要在每一个具体事件上辩论，只需要追问：如果按你们的逻辑走下去，终点是什么？苏联已经给出了答案。

中国与印度、拉美、非洲的对比摆在那里：同样的市场经济，不同的政治领导，不同的结果。比较最有说服力。

用辩证法讲，不搞形而上学。前三十年有成就也有教训，后三十年有成就也有问题，但两个时期统一于党的领导，统一于社会主义方向。

把“党的领导”从抽象概念落到具体机制。党的领导不是口号，它体现在：五年规划的连续性、产业政策的执行能力、脱贫攻坚的组织能力、社会稳定的底线保障。讲清楚这些机制，比重复“坚持党的领导”更有说服力。

十

中国能发展起来，根本在于党的领导。

市场经济是工具。这个工具在谁手里、为谁服务，决定了结果完全不同。

印度搞了市场经济，拉美搞了，非洲也搞了。但它们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把市场力量统摄起来，把发展方向定下来，把发展成果分下去。

这个统摄者，就是中国共产党。

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不是中国的遗憾，是那套理论的局限。思想领域不能正本清源，发展就会陷入混乱或止步不前。

但比这些结论更重要的，是你手里那把钥匙。

有了矛盾分析法，我们不仅能看懂中国为什么能，还能看懂很多别的问题。谁在混淆视听，谁在带偏节奏，谁的说法逻辑终点是灾难——我们自己就能判断。

结论会忘，钥匙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