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导读

目录

序言..................................陆学艺(1)

导读..................................熊景明(1)

乡镇政府..........................李慷(19)

村级组织..........................项继权(43)

宗族...................................萧唐镖(79)

土地...................................何博传，张蓉(111)

住房，村庄建设................孙自铎(138)

婚姻，家庭，妇女............高小贤(164)

计划生育............................解振明(207)

贫困地区教育....................李春玲(228)

农村卫生制度的状况.........Charlotte Cailliez(238)

中国粮食贸易改革.............Claude Aubert(249)

农业技术推广.....................戴聪，薛桂霞(283)

农用物资............................于光胜，汤安中(301)

城乡差别与民工潮.............杨爱民(326)

城乡个人收入比较.............李实(339)

消费.....................................刘一皋(362)

信贷.....................................郭晓鸣，雷晓明(389)

中国农村的水环境问题.....徐海亮(414)

贫困与扶贫.........................赵俊臣(433)

农民负担.............................熊景明，杨文良(467)

命运使然，自1988年以来参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在中国大陆的农业援助项目。除农户访问的本份，免不了要向外国农业技术专家介绍大陆农村基本情况，想找一本铺陈事实的书，不果。讲述农村的文章或专著偏重指出问题，提出建议，现况描述似乎既非政府官员、也非学者的兴趣。英文著作重视学术性，行外人难消化；内容涵盖的时间、空间一般也较集中，不是写给普通人看的。

熊景明

决策者和研究者，如果没有在农村长住的经历，研究的内容单一，则往往连农村土地属于谁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也缺乏了解。曾有冲动编一本农村现状介绍，与台湾几位农业经济学家谈起来，似乎又是命中注定，他们很赞同编书的主意，并争取到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的支持，于是开始这自不量力的尝试。从1997年秋开始，一方面四下打探、访求，另方面透过作品去找寻作者。预料不到，却也不奇怪的是与农民切身利益最为相关的题目，例如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健康，农民闲暇生活等等，作者十分难寻。

本书力求从农民的角度来看问题。二十多位作者均长期从事农村研究，对农村社会有近距离观察，从各方面对乡村政治、组织，对农民的生产、生活，尤其是农民与政府政策关系，作尽可能真切的概述。曾试图采用教科书的形式，编完后却变成类似农村社会导游的东西，带着读者下乡，一时天马行空，放眼南北，纵观数十载变迁，一时来到村中，听农民诉说身边琐事。

近20年来各地农村发展变化极不相同，尤其沿海地区，随乡镇企业兴起、投资开发引致农业劳动力转向第二、三产业，传统农村的面貌不复存在，该书不可能分别讲述各类农村的状况，但求描绘最具代表性的特质。

乡镇及村级组织

宪法规定乡、镇是一级政府。五万多个乡镇，管辖着中国八亿多农村人口。挂了20多年的“某某公社”的牌子于80年代初摘下来，换上“某某乡”，公社的党、政干部同时变成乡镇干部。当年的公社干部外表看起来和农民没有大不同，今天乡镇干部则不会被误认为普通百姓了。走遍中国，大约已找不到公社办事处的遗迹，就连大部分穷乡僻壤都盖起乡镇办公楼。笔者走访某穷困乡，占地15亩的乡政府大院刚刚完工，五层楼中几十个党、政管理机构，约150名干部，有的忙出忙进，有的看报、聊天。

本书“乡镇组织”一章详细讲解了乡镇的架构、编制，解释乡镇机构日益庞大的原因，也介绍了乡镇干部的状况，财政收支基本情况，并略述了乡镇与县和村的关系，以及乡镇党委、政府，人大的关系与作用。乡镇干部穷于应付会议、文件、报表、接待、考核、评比。干部由上级机关委派，工作重心在于完成上级的任务。应付上级检查则攸关仕途;财力有限，又惟恐不能投其所好，往往要派人到邻乡打听情报，以确定吃啥、喝啥、送什么礼。

80年代中开始实现干部岗位目标责任制，层层签下“责任状”，规定了诸如财政收入、作物单产、乃至全乡多少男女做绝育手术都有指标数字。具体数字目标，达总产、计划生育等等不达标，赏罚分明。干部的升迁、收入都与种种目标连在一起。硬指标之外，还有指导执行村民自治，走群众路线，这等“软指标”受农民欢迎的政策则无以量化也无法监督执行。无论何种指标，达不到则弄虚作假在所难免。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为征款、征粮、控制人口。

乡镇主要干部不能由本乡人担任，以避免地方主义及裙带关系，干部由上级任命，任期三年，按年度评“政绩”，这四方面的因素均导致干部的短期行为。例如某乡镇领导发起的项目数年后以失败告终，他则可能因为某个宏伟计划开了头而获升迁。此外，因为村干部身份是农民，乡干部通常不从村干部中提拔，出色的村干部没有机会升任“国家干部”，进入乡镇工作，令有抱负和能力的村一级人才无法升任“国家干部”肩负带领众乡亲建设本乡的职责。

有学者主张取消乡镇一级的政府职能，改为办事机构，大大裁减人员。省、县级的干部则多认为取消乡镇万万使不得，“没有乡镇，农村工作根本无法做，我们下村子没有乡里干部打招呼，农民不理你。”乡镇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官民的距离越大。农民认为没有了过去几年一次的政治运动，做官的容易发横财，不受约束。不少乡镇干部满心委屈，工作辛苦，回报甚少，两头受气，认为上级好话说尽，却让他们来做不得人心之事。有人认为若能在乡镇推行民主选举将是下世纪农村发生根本变化的契机。

公社时代，一般以自然村为单位组成生产小队，农民社员出工记下工分，分粮分钱则主要按人头，工分只占三四成。生产小队长操心最大，早上吹哨子打锣催出工，晚上动员开会。生产经营，核算分配都以小队为单位，称为三级所有，(小)队为基础。在公社与小队之间的大队主要起贯通上下的作用。公社解散，包产到户以后，小队一级组织基本上取消了。虽然按法律村民委员会一般建在自然村一级，但在南中国，除人口十分密集的地区都设在原来的大队一级。

这一制度借用公社时期的乡村组织，却违背了千百年来农村社区自然整合的传统，到1995年底全国共有56000多个乡镇，100多万个村委会，600多万个村民小组。自然村据估计在三四百万个之间。村委会的委员应由选举产生，而真正实行民主选举的地区仍占少数。在农民看来，村委会的职责主要是执行上级任务而非协调生产、组织社会服务。村民委员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的自治功能尚未真正运作起来村党支部书记往往被视为“一把手”，权力最大;也有的地方村长更能干，威信也就更高。村经济合作组织在大部分地区有名无实，村民形容说“三个牌子(党支部、村委会、经联社)一道门，找来找去一个人”。村委会中除了妇联主任，一般都是男性。

村一级的干部，包括村主任和党支书在不同的村中情况差别相当大，有热衷吃喝，以权谋私的，也有勤勤恳恳为村民办事的。有的村干部十分干练，甚至比乡、县干部水平高。有学者认为村一级有没有能干的好人是村委会是否有作用的关键相反的看法认为村级干部权力不受监督的话，选上的好干部也会变质。现阶段的政府建构预设当官者可以自律，不似西方制度基于防范人性作怪作恶而设置。

到20世纪末村委会选举虽然只在全国约1/4的乡村展开，却蕴酿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民主选举开展得比较认真的地方村委会权力来源的转变正在导致职能的转化。废除历来指定侯选人的“海选”，要求党支部成员首先得到村民认可的“两票制”，秘密投票等选举程序的改革，对村务公开的呼声，让农民大众初尝民主制度的滋味，渐渐引起人们观念上的变化。在官与民、上与下的关系中发生着静悄悄的变革。

土地、乡村建设、环境

目前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3亩，约1/3的省不足一亩。河北省在1949年底进行土地改革时，按大兴县(现已划入北京)120个村的统计，人均土地为地主12.46亩，富农10.6亩，中农6.09亩，贫农2.9亩，雇农1.87亩，赤贫0.7亩。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按这一标准，当今中国没有了地主、富农、中农，农民则都成了雇农与赤贫。除人口增长的因素外，土地资源退化，城市扩张等因素都导致耕地减少。

90年代初的开发区和房地产热形成所谓“圈地运动”，造成沿海一带土地骤减，1990~1994年每年净减少490万亩。1997年以前城镇行政等级的提升以占地为标准之一，无形中促使各级行政官员努力扩张地盘。因为缺乏税收手段的调节，加之体制的弊病，土地用途变更带来暴利，令地方政府贪官及倒卖土地者“以地生财”，造成90年代初土地滥用，也形成某些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假象。

城市的数目由1978年161个增加到660多个，而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移动则主要是劳动力的流动，而非都市化过程的人口迁徙。换言之，农户家中进城打工的兄弟姐妹有朝一日可能再还乡务农，城市扩张的结果并未缓解农业人口对耕地的压力。由于中国没有具法律效用的自然资源规划法限定土地用途，城市规划优先，农田的减少难以控制。农民的一小片地，除了位置靠近市场可以发展庭园经济的地方，只能勉强养家糊口。应付税费、孩子的教育费令当家的主妇发愁不已，有了这点土地作为活命的保障，农民才不致走上绝路。大规模经营，农业产业化在绝大多数人多地少的农村不过是奢谈。也有地方政府只顾跟潮流式奉行上级指示，用公家的钱补贴集中了耕地的大户造成“规模出效益”的虚假结论。

50年代初的土地革命均分土地，短短七八年之后土地又被迫交回。农民成为社员之后，农户与土地失去直接所属或固定使用关系。公社、大队、小队三级所有的所有制，以小队为基础。80年代初的生产责任制将土地再以人或以劳力均分。理论上将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属村集体所有。农户在承包期内负责交付公粮，完成征购任务，之外的收获归己有。因为由政府控制土地用途，限制种植范围，垄断粮食收购，农民很自然地认为土地是国家的。1997年笔者参与在福建省一项土地承包制度研究，接受调查的200农户中，27.5%的农户认为土地是国家的，56%农户认为签土地合同是为了保障征购任务的完成。许多行政村、乡镇乃至一些县的干部及研究农村社会经济的学者都以为耕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

在土地用途转换，突然发现耕地可以卖大钱的地区，原先属于村民小组(小队)的土地，随着这一级集体组织的瓦解，土地所有权渐渐被行政村(大队)拿走。土地所有权无形中上升到行政村一级，带来了土地管理、开发利用的许多相关问题，也令农民难以参与土地管理的决策及监督土地资金的运用。

分田到户带来的生产发展在80年代停顿下来后，有关专家与政府部门开始在土地承包制上动脑筋，先后推出适度规模经营，双田制、三田制、及其后的3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等新名堂。另方面，农村各地发展不一，适合此地的办法在别处可能起反作用。农业政策的决策过程缺乏咨询基层及农民大众参与，加之执行政策的各级行政不一定代表农民的利益，故许多新出台的士地政策实行的结果，例如“两田制”“四荒”拍卖，弊端重重。

土地所有权的模糊，传统自然村落社区组织的消失带来村乡建设管理问题。除了少数模范村庄，建设均缺少规划。土地名誉上是村集体所有，但宅基地的审批权主要在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目前大部分地方宅基地仍受到控制，土地管理部门收费:动机强的地区，集中居住的村落已被散在农田中央的住房取代。虽各地农村居住条件差别很大，情况在20世纪末都大大改善，1992年农村人均住房达18.9米，比1980年多两倍以上。按广西某县1989年的调查，18%的人住茅草房，76%住泥瓦房，1.8%住楼房，当时在内陆农村很有代表性，10年之后除边远贫困地区，茅草房几乎绝迹。

世世代代，替儿子盖房子娶媳妇是农家夫妇的生活目标。省吃俭用，计算一砖一瓦的费用。钱不够，一年盖一截，亲戚朋友互相帮忙出力，工钱的花销只是供三餐。家有数子的夫妻，一辈子苦死苦活建成几座土坯房，便死得瞑目了。近年富起来的农村，住房越盖越大，有的三口之家也盖五层楼房。才盖了七八年的新房子，被更讲究的邻家屋比不去，只好拆了再建。住在茅房、泥瓦房中的大多数都盼望建砖房、楼房。农民将大部分可支配的收入都用于建房。80年代起农民赚到一点钱后，头等大事便是建房子，除了实际需要，房子可以为抵押贷款担保，又是家底大小的象征，祖宗颜面攸关的大事，再说半世纪来，土地分了又收回，一次次折腾，惟有房子永远是自己的。

到1996年全国有74.8%的村庄通了电，但一般乡村电费高于城市收费80%以上，甚至高出数倍。因为国家只负责县以上各级的电力供应，农民须自行负担乡下全部电力安装维修费用。80年代后，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农民集资安装水、电，一方面为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另方面多少村庄通水、通电是地方壹结 在小康的指标。穷困地区得靠向银行、信用社举债的方式筹集资金，造成集体及个人负债累累。

电的普及令电视进入农民的生活。虽然现在的电视节目中只有很少针对农民观众的，面向农村的中央第七台，节目制作粗糙，而且功率有限，边远乡村收不到，但看电视不仅成为农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成为农民了解政策的手段。结合电视传播与自身经验，农户一般相信中央、省一级的政策正确，做坏事或剥削农民的是基层官员，以及他们接触得到的农村干部。

有学者指出，中国一味追求粮食储备，却忽略了生产粮食能力的储备，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资源低效利用为代价。本书仅以水资源的现状为例说明农业生产的生态环境的恶化。有研究表明到90年代中期，中国水土流失的面积已达到178万平方公里，沙漠化土地153万平方公里，约三至五成的草场因过牧而退化。环境恶化最明显的指标为灾害频仍，农作物成灾面积在过去20年由平均27%上升到52%。最令人担忧的是水环境的污染，工业，尤其乡镇企业的废水80%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泊，化肥、农药使用量增大令62%的地下水资源受到污染。90年代中各级政府花了很大的力量对付企业造成的水污染。但在目前的经济利益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前，基层政府往往选择前者，估计有1.5亿农村人口饮用受污染的水。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农民投诉无门、无效。政府的环境监察主要在城市，广大农村的环境恶化情况与改善措施仍是政府工作中的盲点。

粮食生产、营销，农用物资

1984年北京效区每亩粮食的生产成本为73元，1996年上升为410.5元，扣除通货膨胀，生产成本上升了78%。90年代以来政府多次尝试改革农用物资供应体制，例如取消对农民供应与农产品挂钩的配额低价农资，规定农资的最高限价，减少流通环节，但没有脱离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管理农用物资的生产和销售，结果救不了国营农资企业，也不能补偿低价农产品对农民的伤害。化肥、农药、种子的假货充斥市场，令农民一年辛苦白费，是近年农用物资供应中的一大问题。“农用物资”一章作了详尽描述。

政府的“米袋子工程”，“菜篮子工程”表示农民被当成劳动力，其职责在于装满城市居民的米袋子与菜篮子，无意中透露出农村为城市服务的发展策略。积谷防饥是千百年来农业中国治国治家之道，经历过50年代末因粮食短缺造成的大饥荒，一代领导仍心有余悸，“备战备荒”的国策，保障庞大的人口必须粮食自给，粮食储备多多亦善成了举国上下的方针。杂交水稻、玉米的推广大大提高了单产。1995年至1998年连年粮食丰收，各地粮食爆满，储备积压的资金，粮食损耗，保管成了中央、地方政府及粮食部门的包袱。

粮食一章的标题为“一个关于国家和农民利益尚未了结的故事”，一语道出粮食问题的症结。“谷贱伤农”的古训未被今人接受，实行了半世纪的粮食购售垄断保障了粮食的低价供应，和工农业产品售价的比差，代价是农村与城市生活水准的差别，形成了一个庞大、无效率的严重亏损但不会破产的“国有企业”--各级政府的粮食部门。低粮价也削弱了农民的购买力，农村市场不成气候反过来影响工业，尤其是日用品工业的发展，在国内消费生产的环节中，断了一环而累及全盘。

中国加入WTO开放小麦的后果言之尚早，而粮食垄断体制的独立国王显然于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目标背道而驰。要了解粮食贸易改革错综复杂的故事，须耐心细读Aubert 教授证据充足的解说。

教育、医疗

按统计90年代末全国仍有约20%人口为文盲、半文盲，受过初小、甚至高小教育的农民因为离校后没有机会运用文字,数年后即失去读、写能力。连同这部分人计算，估计超过一半农村人又不识字。1949年以后政府作出巨大的努力，普及乡村小学教育、扫除文盲，寺庙、祠堂纷纷改做学校。村童朗朗读书声，在劳碌的父母耳中，胜过最动听的音乐。80年代财政制度改革及包产到户责任制实施，一些渐渐富裕起来的地区，教育立即受惠，盖起令村民骄傲的新学堂；有的为鼓励学生升学，用集体经济收入奖励考取高中及大学的学生。

教育也像其他公益事业一样，政府的负担集中在城市，有研究显示90年代政府对城镇中小学的教育投资每年每人约200元或以上，而农村儿童的教育投资不足城市的1/10。80年代中国财税制度改革，实行“分灶吃饭”，由地方政府自负盈亏，不再采用上缴与拨款的中央统一调配制，本来就少的教育拨款更形可怜。中等及贫困农村，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连维持教师工资都十分吃力，所需的教育投资只得在农民中筹集，称为教杂费占农民开育集资。地方越穷，这一项支出及孩子的学费、文的比例越大，总的金额也越小。现行教育制度是以升大学为目标。农村儿童为学习环境、教育质量，招生配额所限，与城中学童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遑论他们须帮忙做农活、家。花费巨大而将孩子推向无望的竞争，令务实的农民不以为然，但众多父母仍怀着世代相传的对知识与教育的尊重，尽其能让孩子有学上，望子成龙，盼子女通过教育的阶梯爬上去，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境。如果实在负相不起，女孩首先辍学比较普遍。笔者也见到某地女孩平均学历高于男孩，父母认为女孩将来嫁出去，多有点文化便可少受点气。1989年，政府主持设立了“希望工程”项目，帮助了几十万失学儿童返校，要改变农村教育面临的困境，还待教育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

近20年来农村医疗制度遭受与教育制度同样的命运。当财政负担转嫁到基层，集体经济解体，政府医疗福利将农业人口摒除在外，种种因素导致了60年代建立起来的、起码的乡村医疗服务崩溃。另一方面，医和药的收费20年来增涨了数十倍，近百倍，完全超出了贫苦农民的负担能力。法国学者夏洛特·卡耶(Charlotte Calliez)对农村体制改革后的卫生制度的评论听起来有点刺耳，她写道:“中国政府原本是通过人民公社来为农村民众提供社会服务，特别是卫生和教育，但随着人民公社撤销，集体制度解体，国家在两方面从农村抽身而退，把社会服务的财政责任交予地方政府承担。现在，许多贫困地区连为人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也无能为力。协调不善和资源重新分配不均抵销掉制度改革带来灵活变通的好处。因此，在大部分中国农村地区，基层政府的角色往往从服务提供者一变为收取利、税者。农民饱受重税之苦，成了中国改革的大输家。农村卫生体制面临经费短绌，把原有职责中不赚钱的事项置诸不管。特别贫困的地区，卫生医疗服务已成为历史陈迹，农民求药问医的付出不堪负荷。”

一部分富起来的农民不在乎原先就质量不高的乡村医生消失，对一般景况的农民，由于医疗、药品费用大幅增长，农民与城市居民在医疗福利待遇上的差别便使农民处于更不公平的地位。地处偏远的农民把一年省下来的钱放在褥子下面。他们说因家有老人、小孩，万一生病去医院要先交几百元押金，钱存在县镇银行恐怕误了病人。

有病医不起，是贫困农民普遍的问题，即使农民人均收入达二三千元的地区，可支配的现金除了家庭正常开销，九乎没有余款。需要住院治疗，动手术的话，费用几千、上万，需要借贷。因此背上的债务，往往是造成家庭贫困的原因，而更多的情况是让病拖下去，难免小病拖成大病，患重病的大概只能求上苍保佑了。

和居住在城镇的人相比，农民家居卫生条件差一大截，但健康状况尚好。尤其分田到户后有足够的粮食，加之计划生育实施，在极贫困的乡村看到的也多是面色红润的孩子。他们若能梳洗干净，看来比都市小孩更健康。人口密集地区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愈严重，报刊多有个案报导，乡村水源污染带来的疾病，目前尚看不到深入研究。

婚姻家庭、计划生育、宗族

60年代，多生孩子，多分口粮，农村妇女生育四五胎很普遍；70年代提倡晚婚，少生，80年后政府则开始加紧控制人口，每对夫妇只允许生一个。1988年后农村允许头胎生女儿的家庭可以再生一胎，有的省普遍可生两个孩子，少数边远地区的农牧民可生三个。1996年全国乡镇以上专职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有40万人，许多乡镇一级政府超过一半的工作都致力于计划生育，“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责”。“一票否决”计划生育指标完不成的地区，主要干部降职甚至丢官。乡、镇有计划生育服务站，每位妇女一年接受一次检查，安放节育环、结扎，使接近100%的妇女都参与避孕。有的村将妇女生育和避孕情况张榜公布，以便群众监督。村一级的计划生育员走家串户督促、检查妇女避孕，也有农村干部作风粗暴，或借收“超生款”中饱私囊。

农民对少生孩子的认同比20年前加强了，但生男孩是农民生活的实际需要，因为性别比例失调，下世纪初将有几百万男子难找到配偶。随着计划生育后性别比例失调，贫困地区男人娶不上媳妇，越来越成问题。此外，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令严密控制生育的行政系统鞭长莫及。

家庭婚姻的变革在城市可追朔到二三十年代，而广大农村地区直到50年代以后，买卖婚姻，包办婚姻才受到政府取缔，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也渐渐为农民接受。50年代后期公社化后，妇女普遍下田种地，同时也承担传统角色规定的家务，例如做饭、洗衣、看孩子、养家禽、喂猪、生儿育女。生儿子至今在绝大多数农村仍是妇女在夫家地位确立的前提，同时主要由妻子承受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的避孕责任。

结婚在农村不止是个人的终身大事，为儿女完婚也是父母的重大职责。半世纪来已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过渡到他人介绍、父母同意、自己喜欢。妇女婚嫁的年龄也从平均18岁延迟到22岁。从夫居，嫁外村仍是主流，中国离婚率从1979年0.66%，上升到1993年的1.57%，农村离婚率更低。女人从一而终的观念占主导，土地分配制度也令离婚农村妇女无退路，只有“凑合着过”。

80年代末以来，2亿多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男人占大多数，妇女成为农业的主力军，有些地区70%的农业劳动力为妇女，90年代末至少2300万妇女外出做“打工妹”，其中80%以上是未婚女性，嫁为人妇，尤其生了小孩后，她们又回到乡下重操故业。

往往受劳累一生的老人，尤其是老年妇女，重体力劳动的劳积，营养不均衡引起的病痛折磨。农民视之为人生必走之路，尚动弹得了都要干活，他们说自己闲不住。老年人是否安享晚年不能靠政府，也不能靠集体，全仗有无孝顺子女。在某些模范乡村、或富裕地区也渐渐出现的安老院之类福利，要在中农村普及，恐怕还有漫长的日子。城市退休职工享有终生退保障，打太极、跳社交舞、旅游的轻松日子是农村老人不可象的。

1978年以后各地修族谱、建祠堂，宗族活动复兴。宗族的活跃与沉寂各地不同，在宗族复兴的地区如江西，内容也不于传统的中国农村，血缘法则淡化，新的族规在传统上孝顺母等条规后加上“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等令其“合法”化的条例。宗族一般都寻求空间与现行基层组织共存。

宗族等地方势力与政府对抗，械斗等现象的后面，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当农民认为乡政府、村委员或基层党组织不什表农民的利益，甚至压榨百姓。宗族成了农民要求的代言人或反对力量，在自然村的传统社区因生产小队被取替而不能起作用的村落，宗族便很自然地复兴了。

农民收人、消费、贫困与扶贫、农民负担

统计数字显示农村人均收入多少元，是把农民种的粮、菜养的鸡、鸡下的蛋都算进去，而这些生活必需品大部分都是生存必须的消耗。80年以前平均将近七成的所谓收入只是帐面上的数字，90年代生存消费平均数降到六成以下，主要是富起来的地区和非农业收入增加所致。1996年农民除吃掉的，包括目医灯产和购买的食物，平均花在衣着上113元，房子219元，城34元，交通47元，教育文化132元，家庭用品设备约84元。市居民则平均花298元，城里人用于衣物的消费是农村的4倍。从1980到1996年间，电视机的普及率从不到1%增加77%，是农村增加最快的消费品。照相机到1996年仍只有约2%的家庭拥有。尽管城市医疗教育设施条件比农村好得多，但城镇居民医疗教育支出的比例低于农村。

中国贫困人口从1978年2.5亿减少到1997年5000万，但贫困地区总体情况的改善进展缓慢。特贫乡村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政府倡导的扶贫措施，包括80年代推行农业技术为主的温饱工程，80年代中用以生产自救为主，低息贷款在许多区都与扶贫的目标偏离，或用于贫困县行政开支，或支持乡镇企业，而且效果欠佳。到90年代中小额贷款运用，政府用公共工程投资的“以工代账”扶贫项目成效颇佳。

农村的税费项目五花八门，农民向村交缴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外，还须交乡镇政府的计划生育费，乡村道路修建费，优抚军、烈属费，民兵训练费，教育附加费。政府公用事业水、电、邮政及政府部门也巧立名目向农民索取，除了直接税费外，农民最根本的负担在于供应城市居民低价粮及低价工业原料。政府对主要农产品的购销垄断，工农业品的剪刀差价等隐形的农民负担远在表面负荷之上。政府的公共事务投资，包括水、电供应，交通及配套设施，教育、医疗投资都主要着眼于城市，更是农民负担的根本由来。基层官吏的膨胀令农民负担屡禁不止。收取税费要吸纳更多人员，这些官员又需要农民来负担，造成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官与民比例，成了农村社会的大肿瘤。

金融、农业技术推广

资金与技术是农村摆脱饥寒交迫之后向前迈一步必须的条件。台湾的绿色革命由农业技术推广引导，所需的资金由农村合作金融得到的利润提供，两者都归农会统筹，形成良性互补。中国大陆农村金融似乎尚未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50年代初农村信用社出现，到1955年已有六成农户加入，随之政府介入，将其纳入国家银行系统，由政府加以控制，使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80年代开始农村信用社开始恢复集处金融组织的性质，到90年代中逐步实行农业银行与信用社分离，但改革在政府的控制之下，缺乏农民的广泛参与和监督，因为没有农民自治组织为依附，许多地区信用社形成独立的利益集团。另一项农村金融改革是农村合作基金的创立，但因为合作基金附乡镇行政体系，主体不明确，或多或少变成基层的银库。这些银库实际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亏空日愈增大，造成目前悬而未决的隐患。信用社以支持乡镇企业为主，如1988年乡镇企业在信用社的存款余额为128亿元，贷款余额则达456亿。贷款需要担保、抵押，贫困农户贷款难，农民急用钱时，一般从亲友处筹。信用社利率可以比国家银行利率上浮两成，农村合作基金利息则各地不同，一般都超过政府的标准。利率高，贷款难妨碍了普通农民开拓更广的生产经营渠道，也阻碍农业技术的推广。

中国大陆在50年代初便建立了一套可伸入到乡村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农业技术的研究及推广应用之间却缺乏有机的联系。农业推广被分割为作物种植、畜牧、林业等专业。18万多推广机构，130多万个推广人员中，一半以上在县级以上，平均一名技术推广人员负责指导2000名左右农民。80年代中基层财政包干制度实行以后，越穷的地方越乏力支持农业技术推广。推广人员地位及工资都低，下乡补贴不够开销，他们开玩笑说媳妇都娶不到。但仍有不少基层技术员不辞辛苦地从事推广。近年来杂交水稻、杂交玉米等良种推广，以及新的作物栽培技术在农村传开，令中国在耕地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仍维持总产量的增加。农业技术推广也处于从行政主导到农民需求为主的过渡阶段，但农业效益低令推广的商业化不易施行。

结语

饿肚子、被迫远走他乡逃荒，已经变成昨天的故事。占世界人口约1/9的中国农民，挨苦受难多少年后，终于吃饱穿暖，部分人过上小康甚至富足的日子，政府采取措施帮助居住在穷山恶水之乡的农民摆脱贫困，已部分见效。农村妇女在家中享有的地位是她们的祖母辈不可想象的。

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在政府的各级决策机构中缺乏代言人，致使政府的发展决策中，农民利益往往变成附带而非最终的考虑因素。对农村及农民的重视流于空泛的承诺。50年代开始实行的户籍制度，用行政手段保护了城市人口的利益。一位老农民说他的愿望是下一世投胎在城市，不要在乡下。多少农民怀着同样心愿，同时相信这是命运，而非社会的不公平，否则中国就难以保持今天的安定了。

基层政绩评核的经济指标导向，令计划经济这位乏力的巨人迟迟不肯离开农村。地方政府制作的宏伟发展规划，千亩大蒜，万亩西瓜，十里荔枝，最后都在市场经济无情的铁壁上碰得头破血流，一家家小农失望痛苦之际，也许为官的早就饮过庆功酒，又筹划着新的农业发展大计了。农村基层组织若能演变为真正的自治组织，二十一世纪将给中国农民带来希望。

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村劳动力流向沿海投资开发区，是二十世纪末中国农村的重大变革。30年代费孝通先生已看到只有发展乡镇小工业才能改变人人靠越来越小的田地过穷日子的乡村经济。但小城镇、都市化这些半世纪前的药方今天是否灵验，则要小心求证。虽然1949年成立了“工农当家作主”的政权，但重工业带头，城市优先的苏联模式却是中国计划经济的路向，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组前有六个部管工业，只有一个部管农业。可惜沉痛的教训不像练习本上的错字，可以涂掉重来村社会面临的人口压力、环境恶化、乡落社区合作组织不健基层官吏体系庞大等等问题是历史走到此刻背上的包袱。横农村未来发展路向之时，须首先认请今天农村社会的现况，本书能多少为此提供一点线索，也就不负作者、编者的苦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