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5年初，北京中南海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山西大寨干部陈永贵与张春桥发生了正面冲突。会议原本讨论一项干部任命，却因一句“搞小动作”的评价，牵出了更深的分歧：一个坚持从实际出发，一个习惯以政治姿态衡量人。
陈永贵到中央工作，并不是凭文化程度取胜。他出生于山西昔阳县大寨村，长期在农村劳动和担任基层干部，文化基础并不高，却熟悉土地、粮食和农民的难处。毛泽东曾注意到，这位农民干部说话直，却并非没有道理，往往能把复杂问题落到生产和群众身上。
1974年4月，陈永贵调到北京，开始参与中央层面的工作。身份变了，习惯却没有完全改变。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仍常穿着朴素衣服，有时还扎着白毛巾。这样的外表，在一些人眼里显得“不合时宜”，但陈永贵并不急着改变自己。
他后来写信谈到，到中央工作后，最大的困难不是生活，而是文化和理论水平不足。很多文件看不懂，许多话也不能像老同志那样表达。不过，他有一个特点：遇到涉及农业和干部作风的问题，敢于讲亲眼见到的事实。这一点，既让人佩服，也容易让人不舒服。
张春桥等人对陈永贵的态度，早期便比较冷淡。会议内外，双方很少主动交谈。陈永贵对此看得明白，通常不主动寒暄，也不刻意迎合。对江青，他出于组织关系和对毛泽东的尊重，见面会点头致意，但同样保持距离。
大寨的名声，也让这种矛盾更加复杂。那几年，大寨被视为农业战线的典型，一些人希望借助这个“样板”来证明某种政治做法。陈永贵却反复强调，大寨不能只搞表面文章，生产不能耽误，增产要靠积肥、修梯田、改良土壤和组织劳动。
有人把大寨的成绩全部归结为某种运动，陈永贵并不认同。他曾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你们，大寨也照样增产。”这句话不漂亮，却很有分量。因为在他看来，庄稼不会因为口号多就自动长高，农民也不会因为会议多就解决吃饭问题。
张春桥对他的成见，后来又添了一层。1974年9月30日，周恩来抱病出席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那时周恩来已经重病在身，却仍然精神饱满地讲话。陈永贵听得高兴，周恩来说一段，他便鼓掌一次，讲话结束后更站起来用力鼓掌。
会场气氛很微妙。有人神情冷淡，陈永贵却顾不上观察旁人的脸色。张春桥在一旁发出冷哼，陈永贵看见了，也没有停下。对他而言，这不是表演，而是一个农民干部对周恩来的朴素敬意。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周恩来当时身体十分虚弱，报告却讲得坚定有力。陈永贵再次站起鼓掌，张春桥的脸色明显沉了下来。
两次鼓掌，在别人看来只是会场细节，在张春桥那里却被看成一种态度。此后，国务院有关会议上，只要陈永贵发言，张春桥常用含蓄而尖刻的话挤兑几句。陈永贵在小事上能忍，涉及干部任用和工作方向时，却很难装作没听见。
那次政治局会议，张春桥提出一名干部人选。轮到大家发表意见时，现场一度安静。陈永贵开口了：“这个人我知道一点，他在下面净搞些小动作，我不同意。”随后，他举出几件具体事情，说明自己的判断并非凭空而来。
原本沉默的与会者，开始认真考虑他的意见。张春桥见提议可能被否决，便话锋一转，讥讽道：“有些人说别人搞小动作，他自己的动作也不小，拍手都让人看得见。”话没有点名，意思却十分明显。
陈永贵当场追问：“你说的是谁？”张春桥没有正面回答，仍旧绕着说。陈永贵的火气终于压不住了：“这是政治局会议，怎么，轮到你不让我说话？我讲的是事实。大不了我回家种地，你还没有这个权威！”
会场顿时安静下来。王洪文没有接话，其他人也没有立即出来缓和。陈永贵说完后，气冲冲离开会场。几位老干部随后向他竖起大拇指，回到住处后，还有政治局委员打电话称赞他的直率。
这场争执并没有改变陈永贵的处境。他毕竟缺少系统文化训练，也曾在工作中有过偏差，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同样承受过争议。但有一点很清楚：他没有成为张春桥一伙的人。1976年10月，中央粉碎“四人帮”后，陈永贵曾向山西方面通报消息。
1986年3月，病重中的陈永贵对前来看望的老同志说：“我有错误，但我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肯定了这一点，我死也可以瞑目了。”3月26日，他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中央按副总理规格为其举行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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