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1月，重庆青年路街口，卖橘子的王素珍收摊时，注意到墙角蹲着一个小女孩。天已经暗了，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孩子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她穿着红色毛线裤，鞋面沾着泥，眼睛一直盯着摊上的橘子。
王素珍拿了两个橘子走过去，轻声问：“小姑娘，你家大人呢？”孩子接过橘子，憋了很久的眼泪一下掉了下来：“妈妈不见了，我找不到她。”她只说自己叫小波，至于家住哪里、父亲是谁，已经说不清楚。
王素珍不忍把孩子留在街边，便先带回家照料。此时的重庆仍处在战乱和政权更替的阴影中，街头消息混乱，寻找一个失散的孩子，并不是容易的事。她一边照顾小波，一边托人打听，希望孩子的家人还活着。
几天后，重庆局势发生变化。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城里开始清理旧政权留下的监狱和档案，报纸也刊登了不少失散人员的消息。王素珍翻看报纸时，看到一则寻人启事，名字和孩子的情况都对得上，这才知道小波的母亲叫郭德贤。
更令人震惊的是，小波并非普通的走失儿童。她曾随母亲被关押在渣滓洞，后来又转到白公馆。那段时间，郭德贤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她的丈夫蒲华辅同样参与过革命活动，但意志并不坚定，后来发生的变故，正与他的动摇有关。
1949年1月，蒲华辅外出后迟迟没有回家，郭德贤察觉情况不对，赶紧把保存的机密材料投入火中。文件刚刚烧尽，特务便闯入家中，将她和年幼的女儿一同带走。她后来才知道，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与丈夫的告密有直接关系。
在渣滓洞，郭德贤见到了许多被捕人员，有共产党员，也有民主人士、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所谓放风，并不是自由活动，而是分批倒马桶、洗衣服、做苦工。看守严密，彼此不能随意交谈，可难友们仍利用短暂的间隙交换消息。
有意思的是，监狱里传出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沉闷的牢房出现了少见的振奋。那是1949年10月之后，难友们从一份报纸上得知，新的国家已经建立。大家没有见过五星红旗，只能凭着描述想象它的样子。
罗广斌提出，既然将来要迎接胜利，不如先在牢房里做一面红旗。有人拿出红花被面，有人找来黄纸，剪出五颗星，借着微弱的光线一针一线缝上去。旗面并不规整，却被大家藏在地板下面，视若珍宝。
他们盼着重庆解放，却没有等来平安出狱。1949年11月，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重庆各处关押政治犯的场所开始发生惨案。11月27日，白公馆的看守持枪逐一提人，牢房里不断传出枪声。有人高喊：“国民党必将灭亡！”也有人唱起歌，拒绝在死亡面前低头。
屠杀持续到深夜，白公馆部分看守离开后，罗广斌等人借助被争取过来的看守，拿到钥匙和铁锤，打开了牢门。三声跺脚，是事先约定的信号。牢房一个接一个打开，幸存者分散逃进山林，避免再次被集中搜捕。
混乱中，郭德贤和女儿失散。她带着对女儿生还的希望躲进山里，直到重庆解放后才下山寻找。另一边，小波被一名撤离的士兵带到城里，放在街边，恰好被王素珍发现。孩子兜兜转转，最终回到了母亲身边。
母女重逢时，郭德贤正在悼念牺牲的难友。她抱住小波，久久说不出话。那些没有走出牢房的人，已经倒在11月的枪声中。渣滓洞遇难者的遗体遭到焚毁，许多姓名和面容难以辨认，幸存者只能依靠回忆和档案，慢慢整理这段惨痛经历。
解放后，王素珍夫妇因收留和照料小波，得到了一些衣物和银元作为酬谢。对他们而言，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一个孩子终于找到了母亲。郭德贤后来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向学生讲述牺牲者的经历。小波长大后读书成才，成为一名工程师。
每逢清明，母女二人都会前往烈士陵园。那面用被面和黄纸缝成的红旗，曾藏在黑暗牢房的地板下，也曾寄托着一群囚徒对胜利的约定。许多人没能亲眼看见红旗升起，但他们留下的姓名、证言和那段被保存下来的记忆，始终没有从历史档案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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