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第二次全球化，会成功吗？

作者：分析师Boden

来源：分析师Boden（ID：Boden03）

导读：2026年是中国加入WTO的二十五周年。四分之一个世纪，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但在这二十五年里中国却完成了人类社会迄今为止速度最快的国家崛起。

但今天这场让中国崛起的全球化，正在耗尽它最后的能量，无数人开始担忧随着这轮全球化的远去，中国未来将走向何方。

但其实，我们已经处于下一次全球化的关键转折点。

01

全球化的本质与周期性

也许您会有疑问，在当下逆全球化似乎已成为公认事实的背景下，中国真的还能有再一次全球化的机遇吗？

要理解什么是中国的第二次全球化，我们需要先理解，全球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以及它又是如何创造出周期性的红利？

抛开意识形态和地缘博弈的外壳，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套利与筹码交换就始终是全球化的核心机制。

不同经济体间因劳动力、土地与技术等资源的丰裕程度不同，存在资源禀赋差异。这种差异就创造了价差，并由此形成了套利空间。通过价差驱动商品流动，流动又形成了分工网络，最终成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全球化。

十五世纪末，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运回欧洲的胡椒价格成本仅是当时的二十五分之一，由此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那场长达百年的香料贸易。而驱动这场远航的便是当时香料原产地与欧洲餐桌之间高达数十倍的价格落差。

此后的数百年间，无论是19世纪初英国用蒸汽技术套取殖民地原料与本土工厂之间的价差，还是20世纪中期跨国公司用集装箱与远洋船舶套取发达国家资本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之间的价差。其底层逻辑完全一致，都是通过要素价差驱动全球贸易与分工。

依靠这套模式，人类社会逐渐从一个个孤立的地方经济体重构成一张全球化网络。

但套利不会永远持续，因为套利行为本身会消灭套利空间。当足够多的资源涌入同一个套利通道，两端的价格差就会收窄最终消失。这一点在历史上反复上演，比如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垄断了绕好望角的香料航线，利润丰厚，可当荷兰与英国开辟了更多航线，市场价格暴跌套利空间消失，长达百年的香料贸易逐渐落幕。

这是所有套利模式的宿命，也是为何全球化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根本原因。

一轮全球化的红利期，本质上是某一组要素价差被大规模发现、且被充分套取的过程。当这组要素价差被抹平，驱动这轮贸易扩张的动力就会暂时减缓。随着贸易增速与资本流动收缩，关于逆全球化的论调就会重新出现。

1930年大萧条时期，全球贸易额萎缩了三分之二，各国纷纷竖起关税壁垒，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全球化已经死亡。197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固定汇率制度瓦解，战后贸易秩序被打破，同样有人宣称全球化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但如今回头看，全球化却从未被终结。

大萧条后，殖民贸易体系瓦解，国家垄断贸易公司的退场，催生了以跨国企业为核心的现代全球化公司体系，形成了我们如今更加熟悉的现代商业社会，创造出远比殖民贸易时代更多的机会与岗位。197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同样催生了资本向发展中国家的加速流动，制造业转移浪潮兴起，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先后借此融入全球分工，开启了持续数十年的高速增长。

每一次全球化红利周期的退潮，其实都是旧套利空间的耗尽和新套利筹码的酝酿。全球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此后爆发出更强的生命力。

今天部分人把当下的一些乱象认为是全球化的结束，这其实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全球分工网络并非人为设计，是在数百年间由无数个体的逐利行为自下而上生长产生，早已嵌入每一个经济体。一部智能手机的零部件来自几十个国家，一架飞机的供应链跨越四大洲。

人类社会在最近100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科技进步，并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减少了饥荒和绝对贫困，正是依靠这种全球分工网络，使得资源被高效调配和协同。试想一下，如果把这一切拆除，退回十八世纪那种各自为政的状态，在技术和经济上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在封闭条件下维持现代生活水平。

准确来说，我们正在进入的也并非逆全球化，而是新一轮全球化。当下全球市场的各种问题，恰恰是反应了旧的套利模式逐渐失效，新的套利空间还在形成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一些矛盾，而这些矛盾现象在1930年与1970年其实都发生过。

那么中国在这轮新全球化中应该做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看清中国在上一轮全球化中到底交换了什么。

02

中国的第一次全球化

作为20世纪90年代这轮全球化的最大赢家，这里既有历史的偶然性，但更多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起点，恰好站在了人类工业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套利时间窗口。

1991年冷战结束，叠加互联网革命，美国与欧洲进入被称为New Economy的超黄金时代，这场持续近二十年的繁荣，不仅大幅提高了欧美居民的收入，也将他们的消费力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国个人消费总支出在90年代中期，创下连续五年复合增长超过10%的盛况，主要发达国家的商品需求空前旺盛。

而90年代初刚刚宣布进一步开放的中国，恰好拥有两项令全球资本无法拒绝的资源禀赋。1992年，中国拥有接近10亿的适龄劳动力，工人平均日薪仅1美元，是同时期美国工人的五十分之一。同时尚未进入房地产周期的中国，大量土地处于空置状态，各地政府甚至以负地价招商引资，不仅提供基础配套设施，还有巨额的税收减免。

对于全球资本而言，如此规模巨大且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几乎可以无偿使用的土地，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套利空间。任何商品，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优势，就能以竞争对手无法匹敌的价格进入全球市场。当时一个在意大利生产成本为1.5欧元打火机，只要将产线搬到中国，就能瞬间降低到0.5元人民币，巨大的成本价差让无数跨国资本为之疯狂。

2001年加入WTO更让中国要素的套利空间进一步放大，随着关税壁垒大幅削减与最惠国待遇确立，中国制造的产品可以迅速流入全球市场。

于是一度被认为全球化最完美的“世界工厂”模式诞生了。

对于跨国公司，只要把制造环节放在中国，利润率就能大幅提升。而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只需把产品造出来就有全球市场等着消化。虽然品牌渠道与技术这些环节仍掌握在发达经济体手中，但制造环节的利润已经足够丰厚。

自此，全球资本与中国要素完成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利益交换。

2001年开始，全球化进入巅峰期。远洋航运价格创下三十年历史高点，铁矿石、铜、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同步飙升，全球贸易增速连续多年超过全球经济增速。跨国公司是这场盛宴最直接的受益者，苹果依靠中国供应链将iPhone的制造成本压缩到极限，在十年间成长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沃尔玛则依靠中国供应商，完成了全球零售业的统治。

此后20年间，从服装到电子，从家具到机械，几乎所有全球品牌的利润率里，都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要素的套利空间。当时的经济学界甚至诞生了一个专有名词来赞美这场繁荣，Hyper globalization（超级全球化）。

中国同样收获颇丰，受益于大量涌入的国际投资，2000年初中国掀起了一股外企热，跨国公司在国内创造了巨量的就业岗位并带动产业链，90年代末还饱受国企下岗潮失业困境的大学生们，摇身一变成为了高薪的白领。而在更普惠的层面，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厂，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城市化率从1990年的26%上升到2023年的66%，进入了我们后来熟悉的房地产周期。

广大居民享受到了劳动力与城镇化两大时代红利，中国也从一个外汇短缺的国家，摇身一变成了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可以说这轮套利的盛宴让双方各取所需，但在这场盛宴的背后，中国所能交易的筹码却在不断减少。

03

当世界工厂的筹码耗尽

今天明眼人都能感受到，这轮全球化的繁荣已经难以转化为普通人生活的改善。虽然通过出口带动GDP每年都在增长，可年轻人的机会却不断收缩，经济数据与真实体感之间的裂口越来越大。202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的30%，其中三分之二都是高端机电产品。可在如此巨大的成就面前，社会感受到的却不再是刚刚加入WTO的那种欣欣向荣。

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当前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中国付出的成本，已经超过了它能创造的收益。

长久以来，全球化的核心机制是套利与筹码交换。中国参与第一次全球化的方式，是拿自己的劳动力和土地，去套取发达市场的购买力。这个套利模式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也让全球资本获得了空前的利润率。

可随着时间流逝，这套机制的底层条件正在发生不可逆的变化。2010年前后，中国越过刘易斯拐点，农民工增量见顶，制造业工资持续上升。今天中国制造业时薪早已不是美国的五十分之一，而是越南、印度、墨西哥的数倍。土地方面同样如此，主要制造业城市的工业用地价格已经接近甚至超过部分发达国家。

但劳动力和土地价格的上涨，还仅仅是我国成本结构变化中最小的一部分。

事实上，中国真正付出的成本，远不止这些看得见的要素价格，在成为世界工厂的20余年里，中国其实承担了相当多隐形代价。

首先是劳动权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数亿计的农民工以极低的工资、极长的工时与极不稳定的就业状态支撑了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但在过去，这些劳动权益的代价没有计入出口产品的价格，而是转移给了劳动者和其家庭。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完整的社保与稳定的城市居留权，甚至连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都面临障碍。

其次是财政的过度透支，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投入的回报周期极长，有些甚至永远无法收回成本。地方政府不得不以债务来支撑了这一切，除此之外还有环保与污染等种种问题，而它们最终都需要透支财政来消化。

这些隐形的代价都有一个特点，它们在短期内让中国制造显得比实际更便宜，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需要被偿还。

今天中国制造业为了维持价格竞争力，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无论是自动化替代人工，还是精益管理压缩浪费，甚至是对个体员工近乎残酷的原子化管理。这些手段在初期确实有效，但它们也都有天花板，当管理优化已经在每一环都挤不出多余的水分，继续降本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

可与此同时，过去那些曾被外部化的隐形代价，却正在变成显性的社会压力。劳动者对更好保障与更稳定生活的诉求，已经从个体抱怨变成了全民性的社会议题。地方政府以债务支撑基础设施投资的模式，也在面临越来越严格的约束。

中国制造的真实成本还在继续上升。

表面上看今天的中国产业依然具有极强的价格竞争优势，可如果将劳动权益与基建成本这些隐形代价计入其中，就会发现它们并不便宜。更何况，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那个一穷二白的国家，靠无视劳动者合法权益来降低成本的模式，不仅不便宜，也已经走不下去，最近星宇股份的教训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二十年作为世界工厂那般，长期输出那些价格远低于真实成本的产品。

可中国却依然停留在全球产业分工的制造环节，困在价值链利润最薄的那一段。工资低、价格战、过度竞争，这些现象的共同根源其实都是真实成本与实际收益的不匹配。可以说当旧的套利模式无法继续创造足够的增量时，社会就会陷入一种低水平的存量博弈，这就是今天许多人感受到的内卷。

为什么这几年外资开始逐渐撤离，表面上这是受地缘政治冲击的影响，但更深层的原因是那个特殊的套利窗口关闭了，它们离开也并非中国变差了，而是在这里再也拿不到过去那种超额利润率。

那么是不是说中国就无法再享受到全球化的机遇了？

04

中国的第二次全球化的筹码

历史反复证明，一轮全球化红利的消退，往往并非全球化的终结，反而是新一轮全球化的前奏。

那么未来中国的机遇在哪里？

每一轮全球化的红利期，都是某一组要素价差被大规模发现并充分套取的过程，当旧价差被抹平，新的套利空间就会在别处形成。

因此要回答中国的机遇在哪里，就是寻找什么是中国参与下一次全球化的筹码。有什么是中国已经广泛拥有，但在全世界却依然稀缺。

答案是中国制造的产业能力，以及承载这套能力的人。

在成为世界工厂的数十年间，中国所积累的不只是一批又一批出口产品，还有一整套全球独有的制造组织能力，涵盖了从研发、工程、供应链、产线管理和品质控制的综合能力。这使得中国工厂能以对手难以想象的效率完成从设计到交付的全过程。产线切换可以从天级压缩到小时级，新品从图纸到量产的周期是全球其他对手的三分之一。

在国内，这套能力已经被充分竞争压缩到近乎零回报。当所有供应商都能做到15天交付，15天的交付能力就没有溢价，反而成了准入门槛。能力越普及，价值越归零。

但在全球范围内，这套能力却又是极度稀缺的资产。

无论是大量新兴市场国家在推进的工业化，还是跨国公司自身的供应链转移。即使它们可以用金钱买到设备与劳动力，但真能稳定高效运转的制造系统的人才都是极度稀缺。即便那些制定了雄心勃勃产业政策的国家，在经过了近十年巨额投入后，如今依然鲜见一个能达到中国的交付能力。

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标配，却是海外国家的奢侈品。

过去25年，中国提供的是劳动力与土地，作为全球分工网络中的一个执行节点，将别人的图纸或需求转化为产品，这个角色成就了世界工厂。

但今天，这个角色已经到达了它的天花板。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GDP仅有1.3万亿美元，依靠制造这一个环节就足以养活整个国家。今天中国GDP已达到美国的70%，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甚至已是美国的1.5倍。如此巨大的体量，即使中国能吞下全球所有的制造业订单，也难以产生足够的利润来支撑这个体量的经济体。

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需要向上走，不能永远停留在制造环节，赚价值链最薄的那一段利润。

而向上走，依靠的便不能再是劳动力和土地优势，而要发挥这套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积累下来的产业能力。

为何沃尔玛本身不生产商品，但却能成为全球最赚钱的零售公司之一，因为制造环节的利润率通常只有5%，但组织全球生产的利润率却能有20%以上，沃尔玛赚的就是这笔钱。

而中国的第二轮全球化，企业需要拿自身的产业能力去全球市场套利，从如何把产品卖到海外，开始向如何将这套能力输出，在海外进行产品营销与研发进行转变，学会如何赚取组织全球生产的决策红利。

这种转变对当下的我们有多重要？

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工程师和制造管理者群体。他们在国内经历了最激烈的效率竞争，解决过最复杂的生产管理问题。但在国内市场的定价体系里，这些能力被当作标配。一个能优化产线效率的工程师，薪酬和一个普通白领没有本质区别。

问题不在于能力本身的价值，是国内市场已经把所有同行都卷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所导致的。但在全球范围内，这套能力却又是极度稀缺的资产。

事实上，当中国企业开始在全球组织生产，这个稀缺性就有了变现的通道。一个在国内管了五年产线的车间主任，被派到越南或匈牙利做生产总监，管理更大的团队，薪酬可能是国内的两到三倍。能力本身没有变，但市场的边界变了。

国内市场的存量博弈，根源在于旧套利模式无法继续创造增量。当中国企业开始在全球组织生产，每多一个海外制造节点，就能多出一批工程师、管理者和技术工人的岗位。增量一旦回来，竞争就会重新变成正和博弈。

而这个角色的转变，意味着中国在全球价值分配中的位置，将从最薄的制造那一段，向最厚的品牌与研发那一段移动。

中国第一次全球化的功绩，是让我们成为世界工厂。第二次全球化则是让中国完成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公司”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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