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8年8月，中南海，二十多岁的纪相才接到调令：到西花厅为周恩来总理担任秘书。这个消息来得突然，他骑车赶去见杨德中政委时，心里既激动又忐忑，甚至不知道秘书究竟要做什么。
听完安排，纪相才条件反射般立正，回答：“请政委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杨德中没有多讲大道理，只提醒他，到了西花厅要多向老同志学习，见邓颖超称“大姐”，见周总理称“总理”，不要动辄喊“首长”，也不要把“请指示”挂在嘴边。
这几句话，看似是称呼问题，实际却包含着西花厅的工作规矩。那里不是一般机关，秘书接触的材料、电话和谈话都十分重要。称呼要准确，言语要谨慎，分寸更要拿捏好。
纪相才独自骑车来到西花厅，在不染亭附近见到了邓颖超。邓颖超主动伸手，笑着说：“欢迎你，年轻的解放军同志。”随后，她带着纪相才熟悉办公室，把他介绍给几位秘书，并叮嘱三天后正式上班。
真正上岗后，纪相才才发现，秘书工作远没有想象中轻松。交接班、接电话、整理电报、传送文件，每一项都不能出差错。铁皮柜里的电报塞得满满当当，他一时看得发怔，连从哪里下手都不清楚。
他没有等待别人手把手教，而是主动留下来熟悉情况。北京当时没有亲属陪伴，纪相才便把大量时间放在工作上。趁同事稍有空闲，他便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请教，慢慢掌握了值班、收发和传递文件的程序。
入职第三天，他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周恩来。总理从外面回来，张作文正准备介绍，纪相才赶忙说：“总理好！”周恩来点头回应：“好啊，欢迎你，抽时间我再同你谈。”这次见面很短，却让他记了多年。
那场正式谈话并没有马上到来。几个月里，周恩来日程极满，纪相才只能在实际工作中摸索。一次支部开会，周恩来恰好走进来，得知这是支部生活会后说道：“怎么不通知我呢？我也是支部成员。”看到一旁的纪相才，他又带着歉意说：“小纪，一直没抽出时间和你谈，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
“ 小纪”这个称呼，就这样出现了。此后多年，周恩来很少直呼他的全名，工作中多以“小纪”相称，既亲切，也像一种提醒：在西花厅，年轻秘书要靠实际表现赢得信任。
1969年3月，张作文因劳累休息，值班压力集中到钱嘉东一人身上。有一天，纪相才值班时，周恩来按铃交代文件。钱嘉东尚在休息，周恩来没有责怪，只把批阅后的文件交给纪相才办理。这件小事说明，他已经开始被视作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秘书。
当天晚饭时，周恩来让人把纪相才叫来，安排他坐在身边，谈起迟迟未能进行的那次谈话。总理说：“小纪，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随后话锋一转：“我只给你提一条要求，不该说的不要说，要注意保密，这是纪律。”
没有长篇训示，只有一句核心要求。秘书工作的关键，不只是反应快、办事稳，更在于守口如瓶。对未经授权的内容不议论，对不该打听的事情不追问，对已经完成的工作不夸耀，这些规矩贯穿了纪相才之后的岁月。
有意思的是，纪相才后来还因名字闹过几次误会。电话里报出“纪相才”，有人听成了“气象台”，甚至直接说打错了。为避免影响工作，他向邓颖超提过改名的想法，最后改为“纪东”，并按程序向杨德中报告。
周恩来发现文件上的署名变化后问他：“你什么时候改的名字啊？”听完缘由，总理笑了起来，认为原来的名字也很好，改名这样的大事，至少应该提前说一声。纪东解释是不愿拿小事打扰总理。周恩来没有继续责备，只低头处理文件。
这类细节，恰恰能看出西花厅的工作风格。事情再小，也要讲程序；关系再近，也不能越过规矩。纪东后来在回忆中承认，自己对改名一事始终有些后悔。
1975年，周恩来的病情持续恶化。9月和10月，他先后接受手术，身体状况明显下降，但仍牵挂国家工作。12月31日，纪东、钱嘉东和赵茂峰获准到医院探望。此时纪东已有两个多月未见总理。
病床上的周恩来十分虚弱，见三位秘书来到身边，只抬手轻轻示意，低声说：“你们来了？我累了，问家里同志好。”这是纪东第一次听见总理说“累”字，也成了三人最后一次见到他。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享年78岁。1月11日，遗体火化，西花厅工作人员轮流守护，仔细收集骨灰。1月15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之后，邓颖超带着工作人员安放遗像，叮嘱身边的人继续做好各项工作。
临别前，她对最年轻的纪东说：“小纪，你最年轻，更要化悲痛为力量。”八年西花厅岁月，也由这句话留下了沉重而克制的收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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