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罗汉岭，36岁的瞿秋白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路。被捕后，他没有把自己伪装成普通人，也没有用职务和身份求生。面对威逼利诱，他只回答：“人爱自己的历史，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这句话并非临终前的偶然表态，而是瞿秋白一生的缩影。他早年经历过贫困、丧亲和漂泊，后来又站在党和民族命运的风口上。短短36年，他从常州一个没落家庭的读书人，走到了中国革命的核心位置。
1899年，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瞿家曾有家业，但到他出生时，家境已经衰落。父亲懂诗文和书画，却不善经营，家庭经济日渐窘迫。少年瞿秋白喜欢读书，偏偏连基本的学费也常常难以筹措。
1915年前后，为了供孩子读书，母亲四处做工、借钱，承担起整个家庭的重担。生活的压力不断加重，母亲最终走向绝境。母亲去世后，瞿秋白对个人命运的感受，比同龄人更早、更深。他知道，贫困不是一个家庭的偶然遭遇，许多人的苦难，都与那个时代紧紧相连。
在亲属帮助下，瞿秋白进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训练使他有机会接触国外报刊和政治著作，也让他逐步了解正在发生的世界变化。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他更加关注马克思主义，并于1920年以记者身份前往苏俄，实地观察革命后的社会。
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思想方向。身处彼得格勒时，瞿秋白看到一个旧制度崩塌后正在重建的国家，也看到革命并非书本上的抽象名词。后来他回国投身五四运动，参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并通过文章、演讲和翻译，把马克思主义介绍给更多青年。
1921年，瞿秋白再次前往苏联。1922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很年轻，党员人数不多，理论和组织都在摸索之中。瞿秋白既能做理论工作，也能从事新闻宣传，这种复合型才能，使他很快成为党内重要干部。
1923年，他在上海大学任教，主持社会学系。杨之华是他的学生之一。课堂之外，两人常常讨论社会问题、妇女解放和革命道路。杨之华并不是只被瞿秋白的学识吸引，她本身也有强烈的求知欲和行动力。
他们的结合并不轻松。杨之华曾有过婚姻，社会舆论和现实阻力都摆在面前，但两人仍决定共同生活。瞿秋白曾对她说：“革命不是一个人的事。”杨之华的回应很直接：“那就一起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过去在革命领导问题上的错误，瞿秋白被推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那一年，他只有28岁，却必须面对严酷的白色恐怖和党内外的巨大压力。
这不是一个可以凭个人声望解决的局面。革命力量遭受打击，许多同志牺牲或失散，党的组织需要重建，武装斗争也必须重新寻找方向。瞿秋白承担的，是一个年轻政党在生死关头的领导责任。受时代和经验限制，他的工作当然存在局限，但他没有在危急时刻退却。
瞿秋白与鲁迅的交往，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加深的。两人都关心中国社会的病灶，也都重视文字的力量。鲁迅曾为瞿秋白夫妇提供掩护，瞿秋白则帮助整理、翻译和传播鲁迅的作品。鲁迅后来写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份友谊，带着文学上的惺惺相惜，也带着乱世中彼此托付的分量。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瞿秋白因患病留在苏区，负责地方工作。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留守人员处境极其艰难。1935年初，他转移途中在福建长汀被捕。由于敌人起初并未确认他的真实身份，他一度有脱身可能，后来因叛徒指认，身份暴露。
国民党方面曾试图劝降，许诺给他职位和出路。瞿秋白没有接受。狱中有人问：“难道不怕死吗？”他答道：“死有什么可怕，怕的是失去信仰。”这几句对话未必能概括全部细节，却符合他在审讯中始终拒绝屈服的事实。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长汀罗汉岭被杀害，年仅36岁。杨之华当时正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得知噩耗后悲痛万分。她没有离开革命道路，继续从事妇女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杨之华担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直至晚年仍参与相关工作。
瞿秋白留下的，不只是几篇文章和一段职务经历。鲁迅在得知他牺牲后写下挽联：“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这副挽联，写的是一位朋友，也是那个年代许多共产党人的共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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