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红军电台发愁，一国军俘虏挺身而出，25年后成为开国中将！

1930年12月，江西宁冈龙冈一带，红军缴获了一部国民党军电台。毛泽东、朱德原本盼着它能立刻发挥作用，可打开设备一看，发报部分已经损坏，只剩下收报机还能使用。

这件事看似是缴获战利品，实际却暴露出红军当时最棘手的短板：没有通信设备，也缺少会操作设备的人。

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红军在龙冈重创国民党军，活捉前线总指挥张辉瓒。战斗缴获颇丰，武器、弹药都能补充部队，但一部电台的意义，远非普通枪械可以相比。

那时，国民党军团以上部队大多配有电台，红军却长期依靠交通员传递命令。山路崎岖，敌情瞬息万变，一封命令送到下级部队，往往已经过去数日。1930年红军进攻长沙受挫，通信不畅就是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在相关报告中指出，作战失利与无线电等技术条件不足有关。

电台的重要性，国民党军同样明白。部队撤退时，来不及带走武器，也往往要先砸毁电台。红军好不容易缴获一部，却发现既没有完整机器，也没有专业报务员，难题并未因缴获而结束。

朱德亲自带人搜寻溃散部队中的电台人员。几经寻找，红军带回了九名俘虏。参谋部长郭化若分别同他们谈话，说明红军政策，也把选择讲清楚：愿意留下，可以参加红军；想回家，则发给路费和凭证。

几天后，九人被召集到一起。郭化若问：“愿意留下工作的，请举手。”

屋里一阵沉默。

此时，一名二十多岁的青年抬起了手。过了一会儿，另一个人也举起手来。前者叫吴人鉴，后者叫刘达瑞。两人后来分别改名为王诤、刘寅。

吴人鉴出生于1909年，江苏武进人。他出身农家，却受过较完整的教育，曾在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毕业后，他先在国民党军第九师任报务员，后来调入张辉瓒所属部队，被俘时是中尉报务员。

刘达瑞文化程度不高，早年曾以摆摊为生。进入部队后，他跟随吴人鉴学习无线电，仅有数月实践经历。严格说来，他还只是学徒。吴人鉴先举手，对刘达瑞的选择起了关键作用。

两人留下后，红军没有把他们当普通俘虏使用，而是安排他们负责电台工作。每月津贴达到三五十块银元，在当时属于很高的待遇。这样的安排，并不是特殊享受，而是因为专业人才太稀缺，通信工作又直接关系到部队生存。

王诤很快被任命为无线电队队长。可真正接手设备时，他却发现情况比想象中更糟：缴获的电台只剩收报部分，发报机已经被不懂设备的战士砸毁了。

郭化若问：“只剩半部，还能做什么？”

王诤回答：“可以收听外界电讯，也能侦听敌情。”

这部残缺的电台，反而成了红军接触外部世界的窗口。王诤每天收听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抄录后送交领导机关，使红军能够掌握战场之外的动向。毛泽东得知设备残缺，并没有责怪谁，而是提出：“没有完整电台，就自己造。”

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封锁之下，电台零件十分稀缺，铜线、金属片、蓄电设备都难以补充。王诤带人一边训练报务员，一边搜集废旧材料，拆解、修理、试验，逐步摸索出制造和维护电台的办法。

东韶战斗后，红军又缴获一部十五瓦电台。王诤利用它监听到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与吉安留守处的联络内容，红军据此判断敌军行动，提前设伏，打击了第二十八师及其所属部队。这次通信侦听，让电台不再只是收发命令的工具，也成了获取情报的重要手段。

随后，红军无线电力量不断扩大。王诤建立训练班，培养报务员和技术人员，并把通信分队带入连续作战。到第四次反“围剿”时，他经手装备的电台已经超过百部。红军各部之间能够及时传递敌情和命令，指挥效率因此发生明显变化。

进入陕北后，王诤又参与建设以延安为中心的通信网络。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从事通信技术工作，并参加抗美援朝。利用缴获的敌机电台零部件，他带领技术人员攻关十个月，研制出短波单边带电台。

1955年授衔时，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毛泽东评价他是人民军队通信工作的开创者。王诤一生没有长期在前线端枪冲锋，却用电波连接起分散各地的部队，把一部残缺电台变成了人民军队通信事业的起点。

1978年8月，王诤病逝，享年69岁。那一年，距离他在龙冈举手留下，已经过去了四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