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月17日深夜,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毛泽东接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周恩来刚结束与基辛格的会谈,便接到通知,陪同他从国宾馆赶来。那辆老式轿车驶过安静的街道,车内谈的,却是牵动世界格局的大事。
这是基辛格访华的第三天。前一年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也曾临时召见美国总统。这样的会面没有过多仪式,甚至显得随意,但谈话往往直入核心。毛泽东站在沙发旁迎客,面对基辛格关于身体状况的观察,笑着说:“我看起来还不错吧。”紧接着又补了一句:“上帝给我发请柬咯。”
话说得轻松,分量却不轻。毛泽东清楚,基辛格此行并非普通访问,而是要推动中美关系继续缓和,为两国正式建交寻找条件。具体事务由周恩来负责,毛泽东则更多从国际局势、战略关系和政治原则上把握方向。
基辛格曾称赞中美之间的谈话十分坦诚。毛泽东没有顺势接受这番客套,而是提醒对方:“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他还表示,中国不会偷取美国文件,也不搞窃听。表面看,这是谈工作作风;往深处看,则是在告诫美国,双方即便存在共同利益,也不能靠小动作维持关系。
当时的美国正受到国内政治风波牵制,水门事件已经暴露出窃听丑闻。毛泽东未必是在针对某个具体人物,但他对美国政治习惯的判断十分敏锐。在大国交往中,试图占一点便宜,往往会损耗更大的信任,这种账不能只算眼前。
基辛格希望把话题引向苏联,暗示中美面临共同威胁。毛泽东没有直接顺着这条路走,而是说,双方过去互相反对,现在因需要而接近;可以合作,也可以彼此批评,但不能把合作变成依附。
他说:“你们批评我们,我们也批评你们。”这句话并非场面话。冷战时期,中美在意识形态上仍然对立,中国不会因为外交缓和就放弃自己的判断,美国也不能要求中国接受其战略安排。毛泽东甚至把公开争论视为一种缓冲,只要不把口头冲突变成真正的敌对行动,双方仍有周旋余地。
谈到欧洲、日本以及亚洲的力量关系时,毛泽东提出,应当形成更广泛的合作联系,防止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支配欧亚大陆。他关注的不是一次访问能换来多少承诺,而是美国是否真能理解中国所处的安全环境。
美国反复渲染苏联可能进攻中国,希望借此促成中美联手。毛泽东对此并不接受。他指出,西方历史上曾有推动德国向东进攻的做法,结果两次世界大战都造成了反噬。言外之意很清楚:如果有人把战争引向中国,未必能把自己置身事外。
毛泽东还说,如果苏联真的进攻,中国会采取游击战和持久战,敌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周旋、消耗、坚持,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中国在长期战争中形成的战略经验。中国不愿成为任何大国博弈中的筹码,也不会因为对方声势强大就改变自己的立场。
有意思的是,谈到贸易时,毛泽东忽然用了一个极具中国色彩的比喻。他说,美国总统好像要把中国的长城搬到美国去,用来阻挡两国贸易。那时中美往来规模很小,关税和各种限制像一道道看不见的墙,政治关系稍有松动,经济关系却仍被旧制度卡住。
“现在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可怜得很喽。”这句调侃,点出了现实问题。美国想改善战略关系,却又不愿迅速拆除贸易壁垒;希望中国在国际格局中发挥作用,又对中国商品、人员和技术交流保持戒备。毛泽东把这种矛盾压缩成“长城”二字,既有幽默,也有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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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国对外国人的态度时,毛泽东没有回避近代创伤。他提到八国联军和日本侵略,指出中国人排外情绪并非凭空产生。周恩来补充说,日本如果赔偿,负担最终还可能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中国决定不索取战争赔偿,并不等于忘记历史,而是从人民承受能力和国家长远利益出发。
紧接着,毛泽东谈到翻译人才不足,提出可以送人到美国学习,即便有人学成后没有回来,也不必过度计较。这个细节很耐人寻味。一个刚刚经历长期封闭和对抗的国家,已经开始考虑怎样接触外部知识、培养专业人才。外交谈判的缝隙里,开放的信号已经出现。
会谈持续到凌晨1时15分。毛泽东没有替周恩来处理具体条款,也没有对基辛格作出轻率承诺,却把中国的底线、判断和打算讲得十分清楚:可以合作,但不能被利用;可以缓和,但不能放弃警惕;可以发展贸易,但不能让所谓的“长城”永远挡在两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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