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9年深秋，湖南汉寿西湖农场，54岁的秦基伟弯腰扶犁，在菜地里一趟趟走过。这个曾经统率大军、主持边防建设的高级将领，此时的身份只是种菜班成员。战士们只知道他叫“老秦”，不知道他过去究竟担任过什么职务。
秦基伟干农活并不生疏。少年时期，他就接触土地，后来长期在部队，也参加过修水库、筑道路等劳动。犁地、挑土、栽瓜，对他来说谈不上陌生。不同的是，年过半百以后，体力已不如从前，农场的住宿和伙食又十分简陋。
有一次，战士好奇地问：“老秦，你以前是做什么的？”秦基伟笑着回答：“和你们一样，当兵。”对方又追问他当过多大的官，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自己在农场里算个副团级干部。几名年轻人听完，竟真以为他只是个农场干部。
他没有刻意解释。
秦基伟把心思用在了菜地上。种冬瓜时，别人挖坑、下种，按惯常办法操作，他却把坑挖得更深，提前填入肥料，掌握发酵和浇水的时机。到了收获季，他种出的冬瓜个头格外大，其中一个重达37斤，还被选送到广州军区展览。
这个细节很能说明秦基伟的性格。岗位变了，标准没有降低；手中没有指挥棒，仍然要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他后来回忆，在农场劳动虽然辛苦，却让自己重新找到了踏实感。只是，身体逐渐出现肩部疼痛，女儿畹江的学业，也成了他心里放不下的事。
畹江当时随父亲生活，主动参加挑肥、插秧等劳动。秦基伟既心疼女儿，又担心她耽误读书，便劝她回昆明。女儿起初不愿离开，说：“我要陪着爸爸。”秦基伟没有顺着她，而是反复劝说。对一个父亲而言，这个决定比自己下田干活更难。
秦基伟走到农场，并非毫无缘由。此前，他长期担任昆明军区司令员，负责云南及周边地区的防务。为改善部队调动条件，他推动修建道路、机场、营房，铺设通信线路。抗美援越期间，云南又是重要的后方通道，部队出动、物资转运，都对组织能力提出很高要求。
1966年，云南局势复杂。秦基伟曾将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接到军区大院，为其提供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这个举动体现了他对战友的信任，也使自己承受了额外压力。1967年初，阎红彦去世，秦基伟受到很大触动，不久便被接往北京。
到了北京，他长期没有具体职务。后来又与女儿住进总参一所，身边有不少处境相近的老同志。1969年，他被安排前往湖南西湖农场。对一个曾经日程排得极满的军人来说，突然失去工作，精神上的空落并不比体力劳动轻松。
好在秦基伟没有把时间耗在抱怨上。他坚持劳动，和普通战士同住，连队里有人改善伙食时，他也不愿占便宜。生活条件差，营养不足，加上长期劳作，肩部伤病越来越重。1972年3月，他被送到长沙治疗，之后转到宁乡灰汤休养。
灰汤的环境比农场好得多，妻子唐贤美还带着几个孩子前来探视。一家人多年后重新聚在一起，秦基伟谈得最多的，仍是部队工作。他说，只要组织需要，即使安排一个省军区副参谋长，也愿意从头做起，把落下的文件和材料重新学起来。
这份状态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1972年，总政治部曾两次派人同他谈话。1973年4月，中央军委安排广州军区一名政治部副主任护送他返回北京。此时的秦基伟已近六旬，但声音洪亮，思路清楚，长期劳动并没有消磨他的工作能力。
北返之后，他参加了北京的节日活动，也重新见到许多老战友。一次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同他握手，询问他是否愿意到国务院工作。秦基伟回答，自己听从组织安排，只是文化程度有限，担心不适应。周恩来没有再勉强，因为秦基伟真正熟悉的领域，始终是军队建设和军事指挥。
几天后，叶剑英召见秦基伟。谈话中，叶剑英仔细看了看这位老战友，说：“你还是朝气蓬勃，这几年没有白靠边站。”这句话并不是客套，而是对秦基伟经历的一种判断：农场的几年，确实使他避开了复杂冲突，也让他保持了对基层生活的直接认识。
叶剑英随后告知，中央决定让他到成都工作。1973年7月，秦基伟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离开灰汤时，他结束的不是一段普通休养，而是长达数年的停滞状态。此后，他在成都军区任职两年多，1975年10月调任北京军区，后来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1988年，秦基伟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并被授予上将军衔。那枚将星，是战场经历、边防建设和多年沉潜共同留下的印记。熟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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