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72年3月12日，南京，两江总督曾国藩正在宅中处理日常事务。那天的天气与往日并无特别，他照常用饭，又在长子曾纪泽和随从陪同下到花园走动。谁也没有想到，这次散步结束后，曾国藩只剩下不到一个时辰的生命。
行至半途，他突然身体失去支撑。曾纪泽与随从赶紧将他扶回屋内，安置在椅子上。曾国藩当时已经难以正常说话，却并非完全失去意识。家人围在身边，屋里十分紧张，但他仍努力用手势示意，要求把早已准备好的遗嘱取来。
曾纪泽展开遗嘱，当着父亲和家人的面朗读。曾国藩不能清楚应答，只是认真听着。关于这段情形，后世多有“坐着离世”的记载。传统观念里，坐姿离世常被视为安详、有尊严，尤其对一位身居高位、长期讲究自我约束的官员而言，这个细节很容易被赋予特殊意味。
从发作到辞世，前后约45分钟。曾国藩并没有经历漫长病痛，也没有在昏迷中拖延多日。清代人的平均寿命不能与后世相比，他生于1811年，去世时按虚岁计算为62岁，按周岁则为60岁。对当时的人来说，这已经属于晚年。
更关键的是，他是在两江总督任上离世的。曾国藩一生起伏很大，既受过朝廷倚重，也遭到过猜疑和非议。湘军攻克南京后，他主动裁撤部分军队，后来又奉命处理天津教案。身处晚清权力核心，能在高位平稳收场，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
朝廷得知死讯后，给予了很高规格的抚恤，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并准许入祀贤良祠。曾国藩曾在家书中说过：“宦途险峨，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不易易。”这句话放在他的身后安排上，显得格外贴切。
不过，所谓“善终”并不等于毫无缺憾。曾国藩临终前，左宗棠托他为湘军将领刘松山撰写墓志铭。刘松山在西北战事中阵亡，左宗棠十分看重这位部将。曾、左二人关系曾有过紧张，重新托付文章，也带有修补旧交的意味。
曾国藩明知身体不佳，仍然提笔写作。据记载，他已经写下百余字，却没能把全文完成。那篇没有写完的文字，既是对刘松山的交代，也成了曾国藩留在世上的最后绝笔。以他一贯的办事性格看，手头之事未能收束，不能不说是一桩遗憾。
另一桩遗憾，与近代教育和科技有关。曾国藩晚年逐渐意识到，中国在军事、工业和科学知识方面已经落后。他与李鸿章支持派遣学生赴美国学习，容闳则负责具体推动。曾国藩去世前，已经知道清廷正在选拔一批资质较好的少年，准备派往海外求学。
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这批学生真正启程。1872年8月，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发，距离曾国藩去世约五个月。名单中有詹天佑，后来他主持修建京张铁路，成为中国铁路工程史上的重要人物。曾国藩未能亲眼看到这项计划落地，却在其中留下了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遗嘱中最受后人重视的，是四句话：“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这不是临时起意的警句，而是曾国藩几十年修身、治事经验的浓缩。
“慎独”，说的是一个人独处时也不能放松自律；“主敬”，强调待人接物要有敬畏，不可轻慢；“求仁”，不是一味讨好别人，而是从自身修养入手，以诚信和仁厚取得信任；“习劳”，则是把学习与劳作当作日常功课，不能只想享受现成成果。
曾国藩还特别嘱咐子弟：“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所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这几句话，与其说是训诫，不如说是他对家族最实际的安排。功名会变化，家产会消长，真正能够代代传下去的，仍是做事的规矩。
夜色渐深时，曾国藩已经不能开口，只能用手势回应亲人。遗嘱读完不久，他便在家人环绕中离世。一个长期以“勤”“慎”“敬”要求自己的人，最后留下的不是官场辩解，也不是身后安排，而是四句极为朴素的做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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