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家背书”到“科学家经纪”：广州这家创业公司正在搭建产学研中间层

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黄海婷 胡梦然 广州摄影报道

9月28日，中科宇航宣布与广州实验室围绕太空制药载荷开展联合研制攻关，首批载荷计划于2027年搭乘力鸿二号开展亚轨道飞行验证，实施蛋白质和小分子药物结晶实验。与此同时，谷歌DeepMind宣布成立“DeepMind研究院”，由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德米斯·哈萨比斯等三人联手挂帅，专门研究“超级智能”对经济和社会的颠覆性影响。从科学家深度参与产业攻关，到顶尖学者掌舵研究机构，全球顶尖企业与科学家的合作正在进入新的密度和深度。

与这股热潮形成对比的是，另一条路径也在浮出水面。《华夏时报》记者通过多个平台联系到相关中介机构，拿到了一份分层报价：国内医生费用区间在1万—40万元；海外科学家、专家和院士在20万—60万元；顶尖科学家则在40万—300万元。中介人员向记者直言，“因为每位专家个人报价本身就不一样，最终价格很大程度取决于实际诉求”令人关注的是，同一位科学家被多家企业同时列为“荣誉首席科学家”，其授权范围与实际参与深度之间存在显著落差。

两条路径的分野，指向同一个问题：科学家与企业之间，专业中间层是否缺位？从“请谁”到“怎么请”，从一次亮相到持续协作，这条链路究竟有没有方法论可循？

带着这一问题，记者走访了广州睿挚科技有限公司。这家成立于2020年的公司，是“连接国际顶尖科学家与中国企业品牌的专业合作平台机构”，其创始人严林辉同时担任阿联酋阿布扎比哈利法经济区（KEZAD GROUP）中国区代表。今年9月，睿挚科技整理的“企业核实合作机构五项标准”被多家媒体引用，在行业内引发关注。

批量背书与务实协作的分野

前文提到的两条路径，在睿挚科技的实践中呈现出更具体的面貌。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关于“科学合作”定义的拉扯。

一端是需求侧的真实升温。严林辉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当前企业需求正呈现分化态势：第一阶段是科学背书，模式和邀请明星、名人代言类似；第二种是企业确实希望开展实打实的科研合作；第三种是举办科学峰会；第四种则是部分企业有深度研发合作的切实需求。

另一端是供给侧的信任透支。记者调查中还发现另一类操作模式：这些机构本身并无稳定的顶级科学家合作资源，面对客户需求往往先满口承诺“都可以做”，收取定金后再临时物色人选；或是辗转联系其他源头机构对接教授，若原定科学家无法促成合作，便反复更换人选推荐——客户接受就继续推进订单，若教授拒绝或客户不认可，便直接退还定金了事。对企业而言，这种模式下损失的不只是服务费用，往往还会耗费大量时间，错失与顶级科学家合作的最佳窗口期，企业决策者也会因信息不对称，平白消耗精力做决策。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了一类更隐蔽的操作：面对企业提出的合作需求，部分机构几乎不加甄别便应承“都可以安排”。但顶级科学家的合作有明确边界——超出自身研究范围下结论、将学术交流直接等同于产品功效背书，这类要求是顶尖学者绝不会接受的。而这些机构在口头答应客户时，甚至从未向相关教授本人确认过对方的合作意愿。严林辉对这种操作持明确的批评态度。他向记者描述了睿挚科技拒绝的一个案例：“有一家年销售额大几千万的企业，想请顶尖科学家Carol Greider为其背书，要求我们转告这位科学家，称他们的产品能让端粒酶恢复正常，Carol Greider直接回应：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只是研究这个领域，如果我都做不到，企业肯定也做不到。”他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很多品牌的操作也非常荒唐，本质上是缺乏科学精神。”

这两种路径的差距，不在于能否联系到科学家，而在于中间层是否具备一项核心能力——把企业的商业目标翻译成科学家能够接受、愿意参与的学术语言。严林辉告诉记者，这恰恰是行业最稀缺的能力。

方法论的四块拼图

严林辉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我们不需要太多人手，因为每年的项目总量并不大，所有业务我们都亲自跟进。毕竟，这本质上是一个对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要求很高的行业。”

当记者问及“做好这项工作最需要什么能力”时，严林辉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将它拆解为四个递进的环节，从找到对的人，到说对的话，到做对的判断，再到把事做成。

第一是匹配。企业在提出需求时，往往指定的是“最知名”的科学家，而非“最合适”的。严林辉在采访中举了一个案例：某健康企业最初想邀请一位顶尖科学家为品牌背书，严林辉评估后认为该人选并不适配，转而推荐了Jerry W. Shay教授。这位教授后来不仅为企业提供了科学背书，企业还带着研发团队赴美与其进行了深入交流。

第二是翻译。科学家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企业有自己的商业语言。严林辉表示：“如果说某类现有事物已经无法承载某项功能，因此需要专门强化这项功能，我认为科学家不会这样表达，而是会这么说：在当前应用场景下，我们需要使用特定的专用产品来达到对应的性能要求。”他强调，科学家格外看重机理层面的表述精准性——“科学家会明确说明，某款成分在特定条件下会对皮肤产生何种作用，基于这一原理，这款产品应当能在特定方面对人体产生相应的助益”。

第三是把关，而且是双向的。睿挚科技不仅帮企业筛选科学家，也帮科学家判断企业是否值得合作。“我们会帮科学家评估合作企业是否匹配，也会帮助企业判断对应的科学家是否契合自身需求。”严林辉解释，科学家最看重的是三件事：研究方向与议题的真实关联度、主办方的信誉记录、自己名誉的使用边界。他在采访中还原了一段与科学家的对话：“他们会问为什么选择自己，有些研究方向不相关的教授，就不会接防脱发这类产品的合作邀请，因为这不在他的研究领域内。”另一方面，“他也会委托我们核查这家企业是否存在潜在风险点。”

第四是执行。严林辉将项目执行中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归结为“行程协调”和“现场统筹”。“你得提前确认海外科学家的行程安排，他们通常提前两个月就把时间排定了，你得确认能不能约上合适的档期……毕竟整个合作过程中，品牌方有明确的时间节点要求，必须准时推进到位。”他提到团队会做全流程复盘：“最后邀请他到场参会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提前确认，他站在台上能不能看清台下的指示牌，诸如此类的细节都要考虑到。”

在采访中，严林辉多次提到“契约精神”。如果说契约精神是长期合作的软基础，那么五项标准则是可操作的硬清单。睿挚科技9月发布的“企业核实合作机构五项标准”包括：服务范围是否与企业需求相符、联系路径和合作确认机制是否清楚、报价是否对应明确的工作清单、案例是否能够说明机构的实际角色、交付与传播边界是否一致。

严林辉在采访中进一步阐述了这套方法论的底层逻辑：“初次沟通我不会直接推人选，而是先做需求诊断。我最想摸清四件事：企业所属的行业和核心产品是什么、合作目标是品牌升级还是研发支持、合作的时间和形式如何安排、预算范围在多少区间。初次见面就直接甩出人选名单的机构，往往不够专业。”

在行业中锤炼标准

睿挚科技的实践能否代表一种可复制的行业标准？

从资源端看，严林辉介绍广州睿挚科技有限公司连接了“接近10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00多位国际院士和科学家以及图灵奖得主”，专业资源覆盖生命科学、生物医药、营养健康、人工智能、先进材料、新能源等领域。从业务端看，他提到“每年的增速大概百分之二三十是有的”，并将行业增长归因于两个结构性变化：一是“国内很内卷的过程中，大家对于明星种草这些东西的温度在下降，然后转向了科学”；二是“消费者去买东西的时候会更加理性，那什么可以用理性去引导，其实就是科学”。

但这一模式的门槛也不言自明。严林辉将团队的核心能力归结为项目喂出来的。“科学家资源按研究领域分类建档，合同与授权采用标准化模板，执行环节落实清单化管理。能力不是靠招聘就能获得的，是在一个个项目实战中打磨出来的。”他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团队需要具备两方面核心能力：一是学术理解力——“我们团队里有几位常青藤背景的博士和硕士”；二是跨文化沟通能力——“涵盖中英文方案撰写、国际学术圈沟通规范、外交级接待礼仪等方方面面”。

睿挚科技的实践并非孤例，但它选择的路径在行业中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其竞争者既包括“赢诺脉得”这类以标准化背书为核心产品的批量中介，也包括达能、欧莱雅等大型企业内部的科学事务团队，以及高校和科研机构自建的成果转化平台。睿挚科技的选择是差异化定位：不做“最便宜的背书”，做“最对的匹配”。

竞争格局之外，行业前景同样值得关注。对于行业前景，严林辉这样向记者描述：“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好事儿啊。”但他对行业的判断并不含糊：“中国品牌要更具科学性，未来走出国门，都需要这些国际视野和国际要素。”

更深层次的变化在于，AI正在改变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结构。“AI让很多人意识到，大模型能够识别虚假内容，靠情绪煽动的营销正在慢慢失去效力。”严林辉说。当消费者不再被流量和情绪轻易说服，可验证的科学证据便成为更为稀缺的信用资源。这也是睿挚科技这类中间层公司存在的底层逻辑——不是替企业“买”一个科学家或顶尖奖项头衔，而是帮企业建立一条从实验室通往市场的可信通道。

通道需要有人维护。在严林辉看来，这份工作的核心，不是“认识多少顶尖科学家”，而是“懂得什么不该做”。他向记者提到一次论坛上的经历：有观众举着手机对着科学家随意拍摄，他直接上前拦下对方：“这不是商业活动环节，你得尊重人家。”而当企业家有正当的合影需求时，他会安排专业摄影师负责拍摄，强调“前提是必须正式征得对方同意”。这恰恰对应了五项标准中“交付与传播边界是否一致”的要求。

在当前这个市场里，专业中间层的价值在于把不该做的生意拒之门外，这或许才是“科学经纪”从个案走向标准的真正门槛。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公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