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本上只剩我娘一个人，承包地到底归谁？

本文存在虚构情节，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我娘把户口本从枕头底下摸出来，蓝色塑料皮，边角翘着，像被水泡过又晒干。她说，你看，就剩我一个了。我笑了一下，说那不是清净了，没人跟你抢户主。我以为她又在念叨谁迁走没迁走。她没接话，把本子摊在膝盖上，手指点着“户主”那一栏。指甲缝里有洗菜留下的泥。我低头看，那个“户”字印得有点歪。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她问的不是户口，是地。

我是请了两天假回村的。娘打电话时说没事，就是院子里的柿子树该剪了，再不剪，枝子要压到瓦。我进门时她正蹲在灶前烧火，锅里煮着面条，水汽把窗玻璃糊成一层白。她回头看我一眼，说瘦了。我说没瘦。她说瘦了。然后她把面条捞出来，给我碗里卧了个鸡蛋，自己碗里没有。

吃到一半，她忽然说，孟会计前天来了。

孟会计是村里老会计，七十多了，耳朵背，算盘打得好。他现在不记账了，但村里人遇到红白事、地界、宅基地，还是爱找他。娘说，孟会计来收合作医疗的钱，顺嘴提了一句，说你这个户，就你一个人了，你哪天要是走了，整户就消亡了。

我筷子停了一下。面条还挂在嘴边。我问，消亡啥意思。

娘说，就是户口本上没人了。她说这话时，眼睛看着灶台边那盆泡着的黄豆。有一颗浮在水面，两颗沉在底下。我在想，明天早上要不要换水。不换会不会馊。娘又说，孟会计说，整户消亡，承包地集体要收回。

我说，他懂个啥。

娘说，他还说，你儿子户口不在本村，闺女也不在，地保不住。

我把面条吃完，汤也喝了。碗底有葱花。我说，别听他的，现在政策不是那样。其实我心里也没底。我连“政策”是哪条都说不出来。我只是觉得，地是我爹我娘种了半辈子的，我小时候跟着割麦，手上磨过泡，地头那棵槐树还是我爹栽的。怎么能说收回就收回。

下午我去村西头小卖部买烟。小卖部门口坐着几个人，晒太阳，剥花生。见我过去，有人递了一把花生。我说不要。他们还是塞我兜里。然后话就转到地上。建强是我堂哥，他说，你放心，地是你家的，确权证上写谁名就是谁。旁边秀兰婶说，不对，我娘家那边，老头一走，闺女户口都迁走了，地就让村里收回去给新添人口了。另一个老头说，那得看村里较真不较真，不较真就没人管。建强说，较真也没用，地是集体的，户没了，集体就收。

我站在小卖部门口，手里捏着那包烟。太阳快落了，照在对面墙上，墙皮一块一块往下掉。我听见他们越说越不一样。孟会计说收回。建强说归确权证。秀兰婶说看村里。老头说看有没有人种。村支书周叔骑着电动车经过，停下来，说，你们别瞎议论，这事得问镇上。我问，镇上哪问。他说，经管站吧，我也不太清楚。

那天晚上我睡在堂屋。娘把西屋收拾了，但西屋炕凉，她说你睡堂屋沙发，软。沙发是十年前我结婚时买的，皮面裂了，坐下去往一边陷。我躺在那儿，看房梁。房梁上挂着一盏灯泡，没开，有只蛾子绕着圈。手机亮了一下，是工作群，有人发报表。我按掉。又亮。我关机。

我娘在东屋咳嗽了两声。然后没声了。我翻了个身。沙发弹簧响。我想起小时候，我们一家四口，我爹，我娘，我，我妹。后来我妹嫁到外省，户口迁走。我考学，户口迁到学校，又迁到城里。我爹前年走的，销户。户口本上就剩我娘一个。我以前觉得户口本就是个本子。现在不觉得了。昨天我翻它的时候，手指摸到塑料皮上那道裂口，里面夹着一根头发，白的。

我半夜起来上厕所。院子里的柿子树黑乎乎一团。厕所灯坏了，我拿手机照。回来时看见东屋门缝透着光。我娘也没睡。我站了一会儿，没推门。我听见她在里面翻东西。塑料袋响。然后是抽屉合上。我回沙发躺下，一直到鸡叫。

第二天我去镇上。镇经管站在便民服务中心二楼。楼梯扶手凉，铁皮包着，漆掉了不少。二楼走廊尽头有个窗口，玻璃上贴着“农村经济管理”。里面坐着一个姑娘，二十来岁，低头看手机。我把户口本、确权证、承包合同都带上了。确权证是红色本子，封面上烫金字，有点褪。承包合同是张黄纸，折痕处快断了。

姑娘抬头，说办啥。我说，想问问承包地的事。我娘户口本上就她一个人，她要是走了，地归谁。姑娘说，你户口在村里吗。我说，不在。她说，那你不是本户成员。我说，我是她儿子。她说，儿子归儿子，承包是按户。她说话时，指甲上有一块亮片掉了一半，粘在指尖。我在想她中午吃啥。食堂还是外卖。镇上外卖能送到吗。

她把确权证翻开，看了看，说，这上面共有人几个。我说，就我娘一个。她说，那整户消亡后，集体可以收回。我说，可以收回，是必须收回吗。她说，政策上是这样。我说，那地上的树呢。我爹栽的槐树。她说，树是附着物，可以协商。我说，协商不成呢。她说，那就找村里。我说，村里说法不一样。她说，那就找镇里。我说，镇里就是你这里。她没笑。她把本子推回来，说，你最好去县里农业农村局问问，我们这儿只负责确权登记。

我站在窗口，手里抱着那一摞本子。确权证封面烫金字硌着手心。我想起我爹走那天，我回来办销户。派出所的人把户口本上他那页盖了个章，写“注销”。然后撕下来，订在死亡证明后面。我娘站在旁边，说，轻点撕。那人说，都是这样。我娘没再说话。

从镇上回来，我在村口碰见赵小琴。她是邻村老赵家的闺女，嫁到南边，户口迁走了。她爹去年冬天没的。她骑电动车，后座绑着一袋米。我问她回来干啥。她说，看看我妈。然后她主动说，为地的事，烦死了。我说咋了。她说，我爹一走，户上就剩我妈。我妈脑子不清楚，地一直是我堂哥种。今年确权，村里说要把地并到我堂哥户上，说他养老人。我说，那你呢。她说，我户口不在，村里说我是外人。她笑了一下，说，我给我爹买棺材的钱，倒不是外人。

她走了。电动车声音很小，像蚊子。我站在村口，看路两边麦地。麦子刚返青，绿得发黑。风一吹，一片一片倒。我想，赵小琴给她爹买棺材时，没人说她是外人。分地时，她就是外人。我忽然有点怕。不是怕地没了。是怕有一天我娘走了，我在这个村里，也会变成外人。

我回家，娘在院里晒被子。被子是旧棉花，沉，她举不动，搭在绳上，一半拖地。我过去帮她。她喘了口气，说，问到了吗。我说，问了。她说，归谁。我说，还在问。她说，你爹在的时候，这块地是咱家命根子。我说，我知道。她说，你爹要是知道地要收回去，不知道咋想。我没接话。我把被子翻了个面，太阳味扑上来，有点呛。

晚上我睡不着，翻手机查。查“整户消亡承包地收回”。网上说法也乱。有的说收回，有的说不收回，有的说看地方，有的说林地可以继承，有的说耕地草地不行。还有人说，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三十年，户没了就没了。我越看越清醒。凌晨两点，我听见狗叫。叫了一阵，停了。然后又叫。我起来喝水。杯子是搪瓷的，磕掉一块瓷。水凉，喝下去胃里一紧。

我娘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东屋门口。她说，还没睡。我说，睡了，渴。她说，你别愁。我说，没愁。她说，地不地的，我死了也带不走。我说，你别瞎说。她说，我要是走了，你把户口本收好。我说，收那干啥。她说，留个念想。我说，户口本有啥好念想。她说，上面有你爹。我说，爹那页不是撕了吗。她说，撕了也在。我没说话。她回屋了。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

我站在堂屋，手里握着搪瓷杯。杯壁上有一道裂纹，从杯口往下，没裂到底。我想起我爹销户那天，派出所的人把撕下来的那页递给我。我没要。我说，你处理吧。那人就扔进一个铁皮盒里。盒子里有很多页，很多人。我当时觉得，那就是一张纸。现在不觉得了。那张纸撕下来，户上就少一个人。少到最后，就剩一个。再少，就没了。

第三天，我去找周叔。周叔是村支书，五十多，脸黑，牙也黑，爱抽烟。他正在村委会院子里扫落叶。村委会是三间平房，墙刷白，底下溅着泥点。他见我来，把扫帚靠在树上，说，还是为地。我说，嗯。他说，我跟你交个底。这事村里说了不算。地是集体的，但集体也不能随便收。得开村民代表会，得报镇里。可你要问必须收不收，我也不敢说。我说，那为啥村里人说法不一样。他说，各人站各人角度。家里地多的，说不能收。家里地少的，说该收。想承包的，说收回好。不想种的，说收不收关我屁事。

他点了一根烟。烟灰掉在地上，风一吹就散。他说，你娘这个户，确实特殊。你爹走了，你和你妹迁走，就剩她。按政策，整户消亡，承包地要收回。可政策是政策，村里是村里。有的村收，有的村不收。有的收回来分给新增人口，有的收回来包给大户，有的就搁着，谁种是谁的。我说，那到底归谁。他说，你要我说实话，归集体。但你娘活着，地就归你娘种。你娘走了，地归谁，得看那时候村里谁说了算。

我说，那确权证呢。他说，确权证是确权到户，不是确权到人。户没了，证也就没意义了。我说，那上面写我娘名。他说，你娘是户主，代表户。户没了，代表谁去。

我从村委会出来，太阳很大。照在水泥地上，白晃晃的。我眼睛有点酸。我想起我爹栽的那棵槐树。树在的地头，是块三角地，犁地时不好拐弯，我爹就栽了树。他说，栽树占地方，但能乘凉。我小时候在树下睡过午觉。蚂蚁爬到手背上。现在树还在。树不用户口。

下午我陪娘去地里。麦子返青，地边有荠菜。娘蹲下薅了一把，说回去包饺子。我说，你腰不好。她说，薅两把没事。她蹲在那儿，背弓着，蓝布褂子洗得发白。我站在地头，看那块三角地。槐树还没发芽，枝子光秃秃的。树底下有个塑料袋，不知道谁扔的。我捡起来，是农药袋子。我攥在手里，不知道往哪扔。

娘说，你爹走前那一年，还在这地里撒化肥。我说，嗯。她说，他撒完化肥，坐槐树下抽烟。我说，嗯。她说，他说这块地好，种啥长啥。我说，嗯。她说，他要是知道地要收回去，肯定骂人。我说，他不骂人。她说，他骂，他背地里骂。

我笑了一下。娘也笑了一下。然后她站起来，手撑着膝盖，起得慢。我扶她。她手凉。我说，回去吧。她说，再站会儿。我们就站着。麦地很静。远处有拖拉机响。风从西边过来，带着土腥味。我忽然想，这块地到底归谁，其实我娘比我更在意。她种了一辈子。她不是怕地没了，她是怕她没了以后，我们跟这块地再没关系。地是绳子。她攥着这头，我们那头早松了。

第四天我要回城。娘一早起来烙饼。厨房里油烟大，她咳嗽。我说，别烙了。她说，路上吃。她烙了三张，用塑料袋包好，又套一层。我说，够了。她说，你妹那边寄不了，邮费贵。我说，嗯。她把饼塞进我包里，又塞了一袋花生。花生是去年收的，有点潮。

我收拾东西时，看见户口本还在她枕头底下。我抽出来，翻开。户主页是她。下面是空白。我爹那页已经没了。我妹迁出时，那页也盖了章，但没撕，写着“迁出”。我迁出时也盖了。所以户口本上还有我们的名字，但后面都写着“迁出”。只有我娘，后面什么都没写。就她一个。她走了，这一页也就注销。整本户口本，就空了。

我把户口本合上，放回枕头底下。塑料皮翘着，我按了按，按不平。我拿出手机，把确权证、承包合同、户口本都拍了照。然后我在备忘录里写了一行：问县农业农村局，找承包合同，看共有人，问村民代表会记录。写完了，我又删了。我改成：给娘买降压药，问灶上那袋花生放哪，柿子树剪枝。

中午我走。娘送我到村口。她说，别愁了。我说，没愁。她说，地不地的，你过好你的。我说，你也是。她说，我没事。我说，药按时吃。她说，知道。车来了，我上车。她站在下面，手插在褂子兜里。车开了。我从后视镜看，她还在那儿。后视镜里越来越小。然后一个弯，看不见了。

我在车上打开手机，又搜“整户消亡”。搜到一半，娘发来语音。她说，灶上给你留了半袋花生，你忘了拿。我说，下次拿。她说，下次是啥时候。我说，过段时间。她说，过段时间是多久。我说，清明吧。她说，清明还早。我说，那就清明。她说，行。

我打了一行字：地的事我再问问。又删了。我打：你别听孟会计的。又删了。我最后发：药记得吃。她回了一个“嗯”。

我把手机放下，看窗外。高速路两边是麦地，一片一片往后跑。我想起那个窗口姑娘说“你不是本户成员”。想起周叔说“归集体”。想起建强说“确权证写谁名归谁”。想起秀兰婶说“看村里”。想起赵小琴说“买棺材时不是外人”。他们说的都不一样。但他们说的可能都对。对不同的事，对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村。

我以前觉得，地是家的。人在，地就在。人走了，地传给下一辈。现在不觉得了。地是集体的，户是单位的，人是会迁走的。户口本上那几页纸，比我想的沉。我娘一个人在那个户上，像一个人守着一间空屋。屋还在，但里面的人早搬走了。她走了，屋就拆了。地收回也好，不收回也好，我可能都回不去种。我连韭菜和麦苗都分不太清。我爹要是知道，肯定骂我。

可我还是睡不着。回城第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听楼上小孩跑。我翻来覆去。我起来喝水。杯子是玻璃的，不是家里那个搪瓷杯。水是温的。我打开手机，看白天拍的照片。户口本上我娘的名字，字是打印的，横平竖直。她名字后面，空白。我盯着那片空白，看了很久。我想，那块地到底归谁，也许我永远问不到一个准话。政策会变。村里会换届。人会说不一样的话。我娘在，地就在她手里。她不在，地就在别人嘴里。

我能做的，好像只有清明回去。回去看看她。看看槐树。看看那块三角地。如果村里要收，就让他们收。如果他们要开会，我就去听。如果听不懂，就问我娘。她要是也不在了，我就问不到了。

我关掉手机。黑暗里，我听见自己的呼吸。我想起我娘把户口本从枕头底下摸出来的样子。蓝色塑料皮，边角翘着。她说，就剩我一个了。我当时笑了一下。现在我想，那句话不是念叨。她是在告诉我，她手里那根绳子，快到头了。她想让我接。可我接不住。我户口不在。我人不在。我连地边在哪都记不太清。

我翻了个身。枕头有点潮。我想，明天给娘打个电话。不问她地的事。问她花生放哪了。问她药吃了没。问她柿子树剪了没。地的事，下次回去再说。下次回去，也许是清明。清明回去，草该长出来了。槐树也该发芽了。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最后一个画面，是户口本放在她枕头底下。塑料皮翘起一角。像还没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