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40年秋天，皖南云岭。
新四军军部的一间屋子里，气氛已经僵了好几个钟头。屋子里坐着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桌上摊着地图，地图上标着部队的位置——已经被国民党七个师围在了茂林一带。
讨论的是打不打星潭。
叶挺主张打。星潭是国民党军防线的薄弱环节，集中兵力一鼓作气冲出去，还有活路。项英不表态。他说再看看，再研究研究，再等一等。
这个会从下午三点开到晚上十点。
七个小时。
七个钟头里，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包围圈越缩越小，叶挺终于忍不住了。他拍着桌子说了一段话，大意是：现在陷进了重重包围，不打一场恶仗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去的。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定。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请项副军长作决定吧。
项英还是没有拍板。最终的决定是：不打星潭，掉头往回走。
这一掉头，九千多人走进了绝路。
这是皖南事变中最让人扼腕的一幕。但更让人想不通的是：一个堂堂军长，为什么连“打不打”都定不了？叶挺是北伐名将，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的工农红军总司令。这样的人，为什么在新四军里处处受限？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知道一件事：叶挺当时的身份，是“非党员”。
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人，当了一支共产党军队的军长。
这个看似荒唐的安排，埋下了后来所有矛盾的根。
一个管外面，一个管里面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了新四军。军长的人选是个麻烦事。国民党想让陈诚或者张发奎来当，目的是把这支部队控制在自己手里。共产党当然不干。争来争去，双方都接受了一个折中人选——叶挺。
叶挺这个人，两边都认得他。他当过孙中山警卫团的营长，北伐时期打出了“铁军”的威名，后来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是共产党早期的军事领导人之一。但1928年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他因为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不公正批评，一气之下脱离了共产党，跑到海外待了十年。
十年之后回来，国共合作了，他要打鬼子。共产党觉得他能跟国民党那边打交道，国民党觉得他曾经脱过党、不是“真共党”，双方都点了头。
叶挺当军长，项英当副军长。
但项英这个“副军长”，不是普通的副军长。
项英的党内职务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说白了，他是共产党在新四军里的最高领导。新四军实行的是党委负责制，一切重大决策都要经过党委。而叶挺不是党员，不能参加党委会，只能列席。
这就是问题的起点。
在制度上，项英有最后决定权。叶挺虽然是军长，但他的命令如果项英不点头，就发不出去。更让叶挺难受的是，中央发给新四军的电报，凡是涉及东南局的，都先送给项英；涉及军事的，先送给副参谋长周子昆。什么时候给叶挺看，由他们决定。很多电报叶挺根本看不到。
叶挺自己也很清楚这个处境。他说过一句话：“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
这话说得很客气。但客气归客气，心里的别扭是明摆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