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里的中国通，和志愿军一方的美国通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指挥官中有不少“中国通”，这些人在中国呆过，有些人不但会说中文还会说方言，对中国的社情有一定的了解，比如李奇微、麦克卢尔、弗里曼、巴大维等人。

要讲清楚这些人为什么能成中国通，得先讲他们共同的老家——美国陆军第15步兵团。

【第15步兵团的团旗和团徽】

这个团1912年到1938年驻扎在天津整整26年，他们的团徽是一条中国龙，座右铭"Can Do"干脆就是洋泾浜英语。这个团里产生了大量的中国通。

其中包括马歇尔（1924-1927年任第15团团长）、史迪威、"迪克西使团"团长包瑞德、后来成为麦克阿瑟二战参谋长的萨瑟兰，都出自这里。

1924年，李奇微也来到了第15步兵团，担任副连长一职，直到1927年才离开。

【1924年，在第15步兵团任副连长的李奇微，此时他的团长是马歇尔】

此外，指挥砥平里之战的美军指挥官、23团团长弗里曼也于1933-1936年在第15步兵团服役。服役期满后他回到了美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再度来华，不过这次他在美国使馆任助理武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进入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在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当教官训练中国远征军。

他能说流利的中文，甚至是天津方言，对中国的社情民情都有足够的了解，对中国的军队（包括敌后游击队）的战术都有第一手观察，是美军中公认的中国通。

1950年11月，弗里曼担任美军第23团团长，仅仅两个月后，他就率领23团和法国营共6000余人在砥平里阻挡住了志愿军八个团的进攻。

【时任23团团长的保罗弗里曼】

砥平里之战后来被美军称为朝鲜战争的转折点，因为从此之后，美军被志愿军包围后不再慌不择路了，而是知道凭借超强的火力死守也能获得成功。

弗里曼也因为此战一举成名，被破格提拔为准将，后来又升至少将、中将，历任第2步兵师师长、驻欧美军副司令等职，是美军中少有的靠"中国通"背景打出名堂的将领。

弗里曼的顶头上司，第二步兵师师长麦克卢尔也是一位中国通。他早年曾作为美军驻华语言军官被派往中国学习中文，对中国社会、官场和军事体系有深入了解。

二战期间，他先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的手下），后又在中缅印战区服役，是史迪威将军的重要参谋和部下，参与过中国远征军的训练、整编与指挥协调工作，与蒋、史迪威等人直接打过交道。

1950年12月，第二步兵师在清川江战役中遭志愿军重创，师长凯泽被撤职。麦克卢尔被柯林斯点将，从琉球飞过来接任第二步兵师师长。

【走在麦克阿瑟前面的就是麦克卢尔】

他把遭到重创的第二步兵师重新捏合成型，在原州突出部顶住志愿军16天、击退八次进攻。1951年2月砥平里战役期间，正是他下令弗里曼的第23团死守砥平里，并协调炮兵、空军火力支援。

他的"中国通"背景，让他对志愿军的攻击节奏和后勤短板有更清醒的判断，这对防守决策起到了作用。

然而，不久之后他在打了胜仗的情况下被突然解职，官方不给任何理由。

此外，第七师师长巴大维也曾在中国待过两年。抗战结束后，他任美国驻华陆军顾问团的团长，并最先断言“蒋的失败不可避免”。

几年后，他的第7师长驱直入，走进了志愿军的伏击圈，随后被李奇微撤职。

【两位伟 人中间的就是包瑞德】

除此之外，还有将《孙子兵法》翻译成英文的格里菲斯，他1930年代被派往中国学习中文，并深入研究过中国游击战和我军的战术思想，是美军中公认的"中国的军事问题专家"。

他没有在前线指挥作战，而是在远东司令部任参谋。还有在1944年任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迪克西使团"）组长的包瑞德，在战争期间也在司令部担任参谋和情报工作。

相比之下，志愿军的指挥官里基本上没有美国通。全国最了解美军的一批人，此刻正在功德林里改造。他们有的指挥过全美械部队，有的被美军训练过、武装过、顾问过。

他们曾与美军顾问团朝夕相处，对美军的编制、装备、火力、后勤、战术协同，了如指掌。

抗美援朝爆发后，这些人也经历了一场剧烈的思想震荡。一开始，很多人是怀疑甚至幸灾乐祸的。

他们迷信美军不可战胜，认为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敢跟美国打仗是“以卵击石”。但随着前线捷报频频传来，他们的心理受到了极大冲击。

他们开始结合自身经验，为志愿军建言献策，分析美军的优缺点、战术特点、后勤依赖，并提出对付美军的建议。

廖耀湘、杜聿明、吴绍周、杨伯涛等人都写过系统的分析材料。这些分析材料，为志愿军的战术原则提供了一份来自敌人内部的理论注解。

虽然不能说是“决定胜利”的因素，但作为系统性的参考材料，在战争初期帮助高层和指挥员更快、更全面地建立起对美军的认知框架，是有相当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