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被黄袍加身时，他内心其实慌得一批

公元960年正月初三，陈桥驿的夜，比开封城冷得可不是一星半点。北风卷着雪沫子，跟撒盐似的，直往营帐的缝隙里钻，可中军大帐里却是另一番光景——炭火烧得通红，酒气熏得人睁不开眼。赵匡胤歪在虎皮椅上，一张脸涨得跟猪肝似的，嘴里含含糊糊地念叨着什么，手里的酒碗早就歪倒在一边，余酒顺着案几滴滴答答淌到地上，洇湿了一小片地毯，那模样，活脱脱一个醉得不省人事的莽夫。

帐外，他的亲信将领们却一个没醉。他们正忙得热火朝天，把一件明黄色的龙袍往赵匡胤身上套。赵匡胤“醉”得恰到好处——呼吸粗重，眼皮耷拉着，可要是有人凑近了看，会发现他眼皮底下的眼珠子正转得飞快，跟走马灯似的。当黄袍加身的那一刻，他感到布料沉甸甸地压上肩膀，心里咯噔一下：完了，这戏演过了。一个能带兵打仗的殿前都点检，常年跟将士们同吃同住，逢年过节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酒量真能差到被人套了龙袍还浑然不觉？骗鬼呢。但赵匡胤必须“醉”，而且得醉得不省人事，醉得不能推辞。因为清醒着被拥立，那叫蓄谋已久的谋反；醉着被拥立，那叫“天命所归，不得已而受之”。这中间的差别，就是历史书上一笔定生死。这波演技，奥斯卡欠他一座小金人，而赵匡胤心里清楚，这出戏的票价，是整个天下。

天亮了，雪停了。赵匡胤“悠悠转醒”，揉着眼睛坐起来，低头看见身上明晃晃的黄袍，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惊愕——那表情，多一分则假，少一分则疑。帐外将士齐刷刷跪倒，山呼万岁，声震原野，连树梢上的积雪都簌簌往下掉。他愣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声：“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若能听我号令，我便答应；否则，我不能干。”众人高呼听命。赵匡胤当众约法三章：不得惊犯太后和幼主，不得侵凌朝臣，不得劫掠府库。谁违令，斩。这番话他说得恳切又威严，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心跳得有多快，后脊梁的汗把里衣都溻透了。

回开封的路上，赵匡胤骑在马上，表面镇定自若，内心其实慌得一批。他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是那个七岁的孩子——后周恭帝柴宗训。那是他看着长大的孩子，先帝柴荣临终前握着他的手，把幼主和江山托付给他。柴荣说：“匡胤，朕信你。”就这四个字，让赵匡胤每次想起都心里发紧，跟针扎似的。他率军入城，宫门大开，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当他踏进崇元殿，看见小皇帝柴宗训穿着不合身的龙袍，茫然地站在御座旁，眼神里全是惊恐和不解时，赵匡胤的心里咯噔一下。那孩子嘴唇动了动，似乎想叫一声“赵点检”，却没能发出声来。那一瞬间，赵匡胤差点就绷不住了。

可赵匡胤更清楚另一件事：五代十国五十三年，换了十四个皇帝，平均每个皇帝在位不到四年。谁不狠谁死。他若不当这个皇帝，明天可能就是别人黄袍加身，而他赵匡胤的人头，就是新朝的投名状。到那时，柴宗训一样活不了，他的家人、部将，一个都跑不掉。历史从不怜悯犹豫的人，心软的人，坟头草都三米高了。

于是，他干了件史上最体面的事——杯酒释兵权。建隆二年七月，晚朝结束，赵匡胤把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老兄弟留下来喝酒。酒过三巡，他屏退左右，叹口气说：“我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啊？”石守信等人吓得酒醒了一半，跪地叩头：“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赵匡胤摆摆手：“我知道你们没异心，可你们手下的人呢？万一哪天他们也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推辞，推得掉吗？”

这话一出，满座皆惊。赵匡胤看着这些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语气放缓：“人生如白驹过隙，不如交出兵权，多买些良田美宅，给子孙留点家业，咱们君臣之间，两不猜忌，多好？”第二天，石守信等人集体称病辞职。赵匡胤一一批准，赏赐丰厚。同样开国，刘邦杀韩信，朱元璋烧功臣楼，只有赵匡胤，一顿酒就把事办了。因为他太懂人性：刀架脖子上的忠诚，不如利益绑定的安心。恐惧使人反抗，而安逸使人顺从。

但他也有狠的一面。南唐后主李煜派徐铉来求情，徐铉口若悬河，引经据典，说南唐无罪，请求缓兵。赵匡胤只听，不打断，等徐铉说完了，他才慢慢说了一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八个字，噎得徐铉哑口无言。这不是霸道，是清醒。他见过太多“卧榻之侧”的鼾声。那些年，他亲眼看着一个个政权起起落落，今天你称帝，明天他称王，到头来，谁手里有刀，谁才能睡个安稳觉。赵匡胤不是心狠，他是被那个时代逼出来的明白——你不吞别人，别人就吞你，连骨头渣都不剩。

所以，他一边演着“不得已而为之”的戏，一边把天下的棋局，一步步收进自己袖中。那件黄袍，穿上去容易，可要穿得稳、穿得久，靠的不是运气，是比谁都清醒的脑子，和比谁都狠的心。赵匡胤两样都有，还多了一样——他懂得，什么时候该醉，什么时候该醒。​#爆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