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坦言与周恩来的真实关系，澄清别人说他是养子的说法不正确

1939年夏，成都一处住地，十一岁的李鹏裹着纱布走进房门，邓颖超一眼认出了他。她迎上前去，叫了一声：“兰兰。”这个称呼听起来亲近，也正是后来“李鹏是周恩来养子”传闻的起点之一。

李鹏原名李远芃，乳名“兰兰”。他的母亲赵君陶与赵世兰关系密切，孩子出生后，家人便以“兰兰”相称。邓颖超、蔡畅等革命前辈早年认识他的母亲，也熟悉这个孩子，因此沿用了这个小名。

当时的李鹏头部受伤，并不是战场负伤，而是一次空袭后的意外。日本飞机轰炸温江后，他因受到惊吓，夜里从床上跌落，后脑撞在床角。邓颖超得知情况，便把他接到重庆照料。

那段时间，周恩来正在延安，重庆的事务主要由邓颖超处理。她对李鹏的照顾，和对许多烈士遗属、革命后代的关心一样，带有组织上的责任，也有私人交情中的体恤。可在外界看来，一个孩子住进周恩来夫妇身边，自然容易产生别样猜测。

要弄清这层关系，还得从李鹏的家庭遭际说起。

1928年，李鹏出生于革命家庭。父亲李硕勋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母亲赵君陶也投身革命。孩子出生不久，夫妻二人便不得不辗转躲避搜捕。1931年，李硕勋因叛徒出卖被捕，随后牺牲。赵君陶当时身在香港，得知消息后，既要承受丧夫之痛，又要设法保护年幼的儿子。

革命环境复杂，母子长期失散。后来赵君陶回到成都，李鹏由外婆家照料。直到1938年前后，赵君陶重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邓颖超负责与她接洽。考虑到路途和环境，李鹏没有立即被带往重庆，而是暂留成都。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曾关心孩子的安置。邓颖超随后前往成都，将李鹏接到重庆。1940年秋，李鹏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注意到他背部有些弯，便提醒他挺直身子，养成良好的习惯。这样的叮嘱，既像长辈，也像一位认真负责的革命前辈。

李鹏后来回忆，周恩来对他的关心，更多体现在学习、生活和品行要求上。周恩来并没有把他当作需要特殊照顾的“自家孩子”，反而常常提醒他做事要有规矩。

有一次，李鹏看完书后，顺手把书放在书架上，却没有放回原处。周恩来寻找时费了些时间，找到后便批评他说：“书要放回原来的位置，做事不能马虎。”这类小事说明，周恩来对李鹏的要求，并不因为关系亲近而降低。

1942年，李鹏在延安见到毛泽东。谈话中，他谈到自己喜欢《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并解释曹操在官渡之战后烧毁部属私通书信的做法，认为这体现了处置问题的分寸。毛泽东听后，对这个年轻人的思考能力表示关注。这样的接触，也让李鹏逐渐进入更多革命前辈的视野。

1945年，李鹏准备参加新的工作，专程向周恩来和邓颖超辞行。周恩来勉励他，入党意味着责任加重，要继续学习，也要以父亲李硕勋为榜样，为革命事业尽力。临行前，周恩来还设法为他准备了一床较厚的被子。李鹏起初不愿接受，因为周恩来自己仍使用旧被褥，后来在劝说下才收下。

这些细节被不断传播，周恩来夫妇没有亲生子女，李鹏又是烈士遗孤，双方多年往来密切，于是“养子”的说法逐渐流传开来。可亲近不等于收养，照顾也不等于改变法律和家庭关系。

李鹏晚年在回忆文章中明确说明，自己不是周恩来的养子。周恩来夫妇与他的关系，是革命前辈与烈士子女之间的关怀，也是长期共同经历形成的亲近关系。这个澄清并不否认周恩来夫妇给予他的帮助，恰恰是把一段真实而复杂的革命交往，还原成了它本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