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季羡林先生不幸离世，临终前父子二人放下隔阂重归于好，事后儿子季承却十分遗憾地表示：这一切来得太迟了

2008年11月7日上午10点26分，北京301医院一间十五平方米的病房里，一个七十三岁的男人推开门，看见床上躺着一个九十七岁的老人。

他跪了下去，磕了一个头。

十三年的沉默在那一刻碎掉了。

而就在前一天，他还在医院门外被挡了回去。

1995年春天，山东济南，彭德华的病情一天天恶化。

季承守在母亲身边，几乎寸步不离。

此时距离他上一次和父亲心平气和地说话，已经过去了很久。

父子之间的矛盾像一层薄冰，表面平静，底下早已裂开了。

那年春天，矛盾终于爆发。

季承和父亲在电话里互相放了狠话，谁都不肯退让。

季承后来回忆说，父子决裂就发生在母亲病重期间，“在气头上的两个人都说了一些狠话，双方连面也不肯见了”。

那年年底，彭德华去世。

季羡林要求季承拿出两万元作为丧葬费，季承拒绝了。

这件事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95年正式决裂。

保姆马晓琴随季承搬出季家，父子二人反目成仇，再也不来往。

那一年，季羡林八十四岁。

季承六十岁。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下一次见面，要等十三年。

要理解这场漫长的沉默，得回到更早的时候。

回到1935年，回到莱茵河畔和济南老宅之间那条无法弥合的距离。

1935年，季羡林二十四岁，在清华大学与德国大学的交换项目资助下，远赴哥廷根大学留学。

儿子季承出生才三个月，他便登上了远行的列车。

这一走，就是十一年。

在哥廷根，他遇到了一个德国姑娘。

她叫伊姆加德，是季羡林校友田德望房东迈耶家的大女儿。

季羡林买不起打字机，也不会打字，论文无法交稿。

伊姆加德主动提出帮忙：“羡林·季先生，我父亲的工厂刚好淘汰了一部打字机！

而我正好想练习打字。”

打字之余，两人一起散步、看电影、走遍哥廷根的每个角落。

季羡林在日记里写下了当时的心境。

1945年9月2日，即将离开德国的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

她今天特别活泼可爱。

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

但又有什么办法？

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一个月后，10月2日，离开德国的前四天，他写道，她“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

季羡林最终选择了回国。

理由很简单：家里有妻子，有儿女。

他在《留德十年》中首次披露这段感情时，已经是1991年，他八十岁。

而伊姆加德，那个哥廷根街头的德国姑娘，此后终身未婚，守着那台两人共用的打字机，一等就是六十年。

莱茵河畔的拥抱，终究抵不过道德的重负。

而山东老家的煤油灯，那个为他生了两个孩子的女人彭德华，也并没有因此等来一个温热的丈夫。

彭德华比季羡林大四岁，只念过小学，裹着小脚。

他们的婚姻是包办的，1929年由叔父安排，十八岁的季羡林娶了二十二岁的彭德华。

季承后来分析父母的婚姻时说：“父母的结合不理想，是旧式的包办婚姻。

他不得不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季羡林在德国的十一年里，彭德华独自拉扯两个孩子，伺候公婆，摆过摊，挖过野菜。

家里穷得叮当响。

季羡林在回忆中写过，妻子彭德华“没有给他写过一封信”。

这句话里有委屈，有抱怨，但彭德华不写信的理由，大约也是显而易见的——她只念过小学，认字不多。

一边是莱茵河畔的自由与爱恋，一边是济南老宅里一个不识字的女人在煤油灯下的漫长等待。

季羡林选择了后者，但选择的方式，是让身体回到了家庭，心却始终没有。

1946年，季羡林结束留学回到国内。

季承已经十一岁，第一次见到父亲。

那天，家里上下都在准备迎接。

母亲脸上难得挂满笑容，季承被家人拉到院子里等着。

一个文质彬彬的男人推开了大门。

季承本能地躲到母亲身后，心里既紧张又欢喜。

紧张的是生活里突然多了一个全新的角色，欢喜的是自己终于和别人一样，有了父亲。

季羡林送给女儿季婉如和儿子季承各一支钢笔。

季承把钢笔当宝贝一样收着，以为那是父亲从德国特意带回来的传家之物。

很多年后他才发现，那不过是父亲抽屉里的一堆赠品之一，随手拿出来的。

他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季承后来回忆童年时说，自己经常一个人躲在无人的角落喊“爸爸、爸爸”，又怕别人听见，又担心自己叫得不够亲切。

小时候跟伙伴们一起玩，别人问他“你爹是谁？

叫什么名字？”

他回答不出来。

别人就说他是野孩子。

季羡林回国后不久便赴京教书，父子再次分隔两地。

只有寒暑假时，季承才能获得短暂的与父亲相处的时光。

但那样的相处，和他想象中的父爱完全不是一回事。

季承说：“父亲从国外回来会送我们礼物，摸摸我们的头，也拍拍我们肩膀，但不像别的父亲那样，抱起来骑在肩膀上，从来都没有。”

他小时候很渴望父亲抱他一起玩，但季羡林从来没有那么做过。

少得可怜的相聚，自然弥补不了十一年的空缺。

等到季承成年后，父子之间的距离不仅没有拉近，反而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固化了。

1952年，季承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做翻译，后来转行做科研管理工作。

他和父亲都在北京，却没有住在一起。

季承住中关村的单身宿舍，和父亲的联系就是几个礼拜去北大看他一次。

即使见面，“我们也没有像别的父子那样的感觉，反而像亲戚、朋友一样”。

见面从不谈家里的事，不谈感情，只谈今天社会上发生了什么，国际上发生了什么，“就像纯粹的朋友一样”。

季承说：“现在想起来，父子、父女这样客客气气的家庭关系，太不正常。”

1962年，母亲彭德华和婶娘来到北京，搬进北大朗润园与季羡林同住。

但等待彭德华的，并不是团聚。

1964年，季羡林听说妻子要来北京，连夜把家里的大床换成了单人床。

那张单人床后来摆了三十年，直到彭德华去世都没再合起来。

季承说得很直白：“他睡一个屋，妈妈睡另一个屋，他们的夫妻关系等于是分居到死。”

彭德华在北大那些年，日子过得很憋屈。

她没什么文化，季羡林张嘴闭嘴梵文、吐火罗语，家里来客人，她负责做饭炒菜，客人聊学问她在旁边插不上话，只能笑呵呵地端茶倒水。

季羡林后来写文章夸她“上对公婆尽孝道，下对子女为慈母”，“在道德方面是超一流的”。

这话听着是好话，但仔细咂摸，他夸的是一个“贤妻良母”的模子。

季承后来写了一本书，叫《我和父亲季羡林》。

在书中他毫不避讳地指出，父亲心中“有国无家”，对待妻子“薄情寡义”。

季羡林对待家人的态度，连他的弟子都看不下去。

他的弟子钱文忠回忆说，季羡林对家人抠门，但对外人慷慨。

季承读大学期间，季羡林一个月只给他十五元生活费。

他不让人老洗衣服和被单，说“老洗老洗，被单就是被你们洗坏的”。

拖地板不用自来水，让女儿、儿子到附近的河里去担水来拖地。

但对外人，季羡林完全是另一副面孔。

有学生或访客前来，他总笑意款款，拿出家中最好的吃食和茶水招待。

学生提问，他知无不言。

就连上门做活的工人，他也会和煦地递上茶水糕点。

面对求助者，他更是有求必应、慷慨解囊。

同一个人，同一个屋檐下，却有两套截然不同的行为准则。

季承后来分析，父亲的这种性格，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

季羡林六岁就被送到济南叔父家寄住。

叔父虽然供他读书，但婶母偏爱自己的亲生女儿，季羡林在家中常常遭受冷落和歧视。

季羡林在回忆中说：“我对叔父一家只有感激，没有感情。”

一个从六岁起就没有体验过家庭温暖的人，长大后也不知道如何给予家庭温暖。

季羡林把爱给了学术，给了学生，给了素不相识的求助者，唯独没有给他的妻子和儿女。

父子之间积压多年的矛盾，终于在1994年2月8日爆发了。

那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八，临近春节。

季羡林的妻子彭德华已经住院超过两个月，季承决定来到父亲位于北大的家，帮忙打扫母亲住的客厅，布置一下环境。

他从早上一直忙到下午四点多。

就在这时，季羡林注意到卧室里的一盆君子兰不见了，立刻大声问道：“我的花怎么不见了？”

那盆花原本是楼上的邻居丢弃的，季家人捡回家栽种。

季承觉得放在窗台上不雅，收拾屋子时把它挪了位置。

但父亲质问的语气，让季承心中积压多年的情绪一股脑涌了出来。

他不耐烦地回答：“我把它扔了！”

其实，他并没有真的扔掉。

季羡林听后勃然大怒，气愤地问：“谁给你权利扔掉我心爱的东西？”

季承冷冷回了一句：“是老天爷！”

父子之间的气氛瞬间变得剑拔弩张。

季羡林愤怒地喊道：“这是我的家！

我不指望你来养我！”

季承毫不示弱：“我一直在养你，几十年如一日，累得够呛！”

季羡林被激怒到极点，说道：“那是你自愿的！

我早就看透你了。

你做这一切全是为了你母亲！

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从今天起就到此为止！”

季承也不再忍让，立刻反击：“我母亲是谁？

她是你的妻子！

我们从来没有把她和你分开！”

一盆君子兰。

楼下捡来的、缺了生机的、不值几个钱的君子兰。

成了压垮这对父子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到了年底，季羡林要求季承离开北大的家。

他说：“以后你不要再来这里了，等你母亲去世后，我再找你谈。”

两天后，彭德华去世。

母亲去世后，季承再也没有踏入父亲的家门。

父子两人彻底反目。

那一年，季羡林八十三岁，季承五十九岁。

决裂之后，是漫长的僵持期。

季羡林还住在北大朗润园家中。

季承要见父亲并不难，他经常来到朗润园，但担心父亲还在生自己的气，不愿接纳自己，每次只是和父亲的助手李玉洁打个招呼，主动避开父亲。

近在咫尺，却互不相见。

这种沉默比彻底的决裂更令人难受。

每逢过年过节，季承都会往季羡林最亲密秘书的儿子李小军家里送大量的山东斋菜。

来了以后什么都不说。

李小军自己家里留一部分，其余的便送给季老。

季老心里明白，这是儿子送来的，但他也没有主动联系儿子。

2002年，季羡林住进北京301医院。

此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那里。

住院期间，季羡林能见到的人十分有限，连亲属也不能接近他。

助手李玉洁挡驾很严，既挡掉了季羡林不想见的人，也挡掉了他想见的人。

季承多次来到医院，和李玉洁多次交涉，结果都不了了之。

2006年下半年，李玉洁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医院，此后由杨锐负责照顾季羡林。

但季承仍然见不到父亲。

季承说，原因并不复杂：季羡林因为高深的学术造诣和对文化事业的杰出贡献，被誉为国宝，“如果能把国宝掌握在手中，肯定将收获巨大的利益”。

季羡林家中的钥匙、身份证、户口本、工资卡，原本由工作人员保管，后来被前助手交给校方。

季承说，父亲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公家人”。

而在2004年，季承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变。

那年他六十九岁，与妻子离婚，娶了比自己小四十岁的保姆马晓琴。

这件事让季羡林极为不满。

季羡林甚至一度表示要和季承断绝父子关系，辞退马晓琴。

父子之间的裂痕，似乎已经无法弥合。

转折出现在2008年10月底。

季承从网上看到一则让他吃惊的新闻，标题是《谁盗卖了季羡林的藏品》。

文中称季羡林的藏画被盗，已流入拍卖市场。

文章配发的照片上，九十八岁的老父亲披着一件睡衣，干瘪瘦削的双手张开来，看神情，似乎正在讲述什么。

季承鼻子酸涩。

已经十三年没有见到父亲了，而父亲似乎过得并不愉快。

他心急如焚，立即联系北大和301医院的相关负责人，要求见父亲一面。

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不同意。

他赶到301医院，试图见到父亲，再次被挡在了门外。

正在季承无助之际，一些好心的朋友和他取得了联系，表示愿意想办法让他尽快见到父亲。

2008年11月7日上午10点26分。

季承终于在301医院的病房里见到了父亲。

他给父亲带来了山东传统食品“懒龙”和“十香菜”，是季承的夫人亲手烧制的。

“父亲！”

季承一开口就跪下磕了个头，起身时已泣不成声。

“您有什么要训斥我的吗？”

季羡林虽然也很激动，但话语仍然平静：“我有什么可批评呢，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好了。”

此时，季羡林已经不能行走，终日困卧床上，视力衰减。

老人能看到的，只是儿子模糊的身影。

父子之间进行了一番对话：

“以前也想来看你，就是进不来，以后就好了。”

“父子团聚是人之常情，不希望我们团聚的人是不正常的。”

“13年来，我每天都走到这里，可就是进不来！”

“为什么这么多障碍？

我了解一点，但不懂。”

季承几次擦拭眼泪。

十三年。

从朗润园到301医院，这条路他走了十三年。

从那一天开始，季承每天下午四点去医院，带去妻子做的饭菜，陪父亲吃饭聊天，六点多离开。

周末待的时间会更久些。

季承说：“这半年间，我和父亲相处得很愉快，亲情得到了实现。”

“我和父亲在医院里，天南海北什么都说。

会谈家事、社会，他过去的历史也谈，话题很广泛。”

季羡林也对儿子说：“父亲说和我在一起的半年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十三年不说话的父子，在病房里重新学会了交谈。

季承后来带了一件特殊的礼物去看父亲——他刚出生不久的小儿子。

那是季承与马晓琴所生的孩子，一个跨越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新生命。

季羡林抱着这个幼子，笑得合不拢嘴。

隔了将近一个世纪，这个从山东农村走出来的老人，终于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体味到了天伦之乐。

季羡林定期做口述历史笔录的朋友蔡德贵后来回忆，季老住院后，座右铭从陶渊明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不知什么时候换成了“为善最乐，能忍自安”。

2009年7月11日上午8时50分左右，季羡林因突发心脏病在北京301医院西院2号楼辞世，享年九十八岁。

去世前一天，他还谈笑风生，思维很清晰。

季承说，就在父亲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帮父亲按摩胳膊。

季羡林走得很快。

没有留遗言。

季承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反复说一句话：“太迟了。”

他说，自己和父亲相处了半年，那半年是父亲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但幸福来得太迟，结束得太快。

从1935年季羡林离家留德，到2009年他离开人世，这对父子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过数年。

而其中最好的半年，是在301医院十五平方米的病房里度过的。

季承在《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中写道：“我一直不认识你们所说的国学大师季羡林，我只知道在热热闹闹的学术追捧中，父亲的内心是孤独的。”

他又说，父亲是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

但在季羡林的最后半年里，这个孤独的人终于回到了家。

2009年7月11日上午，301医院西院2号楼，一间十五平方米的病房里，一个九十八岁的老人停止了呼吸。

他的儿子守在床边，一只手还按在他的胳膊上。

窗外是北京的夏天，七月的阳光照进来，落在空荡荡的病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