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鲁镇的人还是那些人。
赵老太爷依旧掌控着一切，阿Q依然幻想着自己姓赵，祥林嫂捐了门槛还是怕，华老栓怀揣人血馒头往家跑……
鲁迅写他们，笔锋如刀，割开皮肉看到骨头。他相信，中国人的病根在精神里，在“国民性”三个字上。
这是鲁迅的路。
弃医从文，不是因为医学不重要，而是因为他认为“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他看得透人性，也相信人性可以被看透、被改造。他一辈子干的，就是这件事。
胡适走的是另一条路。
他留美归来，学的不是怎么骂人，而是如何从改革制度入手。他说，中国要铲除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大仇敌”，必须依靠制度的改良。因为他相信，好制度能让坏人不做坏事，烂制度能让好人做坏事。与其骂人，不如改规则。
1922年5月，胡适主笔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商议，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系统阐述了“好政府主义”。呼吁“好人”（知识分子）站出来建立民主宪政，组成“好政府”，“作为改革政治的最低限度要求”。
注：截图来自北京大学蒋秀恒论文《好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研究——以胡适思想为代表》
鲁迅听了，写了篇《“好政府主义”》，把那些药方比作只写了“好药料”三个大字，却没有一味具体药名。鲁迅信不过“好政府”，就像他信不过“好人”——谁有权定义“好”？谁来保证“好”不会变坏？
这场分歧，后来被人概括成一句话：鲁迅从人性入手，胡适从制度入手。
鲁迅谈国民性，有他深刻的地方。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是某个人的毛病，更是一种被长期压抑而形成的社会心理。
看到了问题，之后呢？“国民性”真的是病根吗？
抑或说，“国民性”背后更深层的病根，如何治？
鲁迅自己其实也怀疑过。他在《呐喊》自序里写，自己是在“铁屋子”里喊几声的人，喊醒了几个，未必能救出去。
这种怀疑，在他后来的杂文里越来越重。
他批判得越狠，说明他心里有一块地方越是绝望。
胡适不这样。他不相信“骂能把人性骂好”，他认为人性本无所谓好坏，关键看制度怎么引导。
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和胡适的“制度改造”，一个是诊断的症状，一个是开出的药方。
症状看得准，没药方不行；药方开得对，并不等于能治好病。
百年后，当我们回头看，胡适当年的主张，在今天更有分量。
他说“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这是把自由从口号变成一件需要制度来保障的实事。
自由不是骂出来的，必须从改变规则开始。
现在回头看这场争论，并不是为了捧胡适、踩鲁迅。
鲁迅的骨头是硬的，这一点连他的对手都承认。但是，硬骨头解决不了制度缺失的问题。
一百年过去了，阿Q还是阿Q、闺土还是闺土，祥林嫂、华老栓依旧没有任何改变。
唯有改变制度的土壤，让每个人不再害怕“赵老太爷”、能自由地说话、享有权利并得到保障，阿Q才有可能不再是阿Q。
所以，别骂“国民性”了。骂了上百年，也没骂出什么结果。
真正该做的，是把那套让人只能“精神胜利”、只能“差序自保”、只能“忍一忍算了”的土壤换掉。
制度公平了，权利有保障了，人自然就变——不是变成圣人，是变成一个知道自己有什么、能要什么、该守什么的普通人。
鲁迅想让人变成“真的人”，他忽略了土壤有毒；胡适想让人活在一个不用装假、不用讨好、不用怕说错话的环境里。
这两条路，其实通向同一个地方。只不过，一条路对个体呐喊，一条路是靠制度改革。
这么多年，该知道哪条路更靠得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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