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名义士在朝鲜密谋反清，一段异国他乡二十年的复明梦

清未入关前，以沈阳为都。那座城里，曾经关着大量人质、俘虏。包括朝鲜王子凤林大君李淏，是丙子之役后朝鲜送来的质子。

因为毕竟是王子，待遇稍好。从明地各省陆续被清军掳来、分到质子馆服役的明朝士人很多。其中九个人分别是王以文、杨福吉、冯三仕、王文祥、裴三生、王美承、黄功、柳溪山、郑先甲。

这九个人在大明帝国属于“路边一条”，无人知晓的平庸之辈。但他们在李氏朝鲜官方史书上却是赫赫有名的“九义士”。

顺治二年春，清廷进占北京后感觉大局已定，遂不再纠结李氏朝鲜的小动作，放朝鲜质子归国。这九人不想屈服于清朝统治，也跟着随行到了朝鲜。 九个不同省市的体制内读书人，分别因为守城、勤王、避兵、被俘，最后都离开故土，奔赴朝鲜。

王以文，济南廪生、秀士，崇祯十年前后避兵皮岛一带，孔有德部攻皮岛时被掠到沈阳。 王以文是读书人遇着兵，想躲没躲掉，被送进沈阳朝鲜质子馆。

杨福吉，通州人，客居济南，崇德三年清军入山东、次年攻占济南时，和本地士民一起掠进俘虏队伍。

冯三仕，临朐人，崇德四年清军围武城，他率兵参战被俘； 临朐冯氏在山东是读书人家，他本人后来在朝鲜也被后裔归入“庠生公”一系，后裔还编有《临朐冯氏世谱》《庠生公年谱》。 这三人先到沈阳，分进质子馆，干的是仆役活，但身份仍是明地有功名的士人，不是普通奴隶。

裴三生、柳溪山都是大同人，裴为秀才、柳为庠生。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进北京前后，裴三生自己募兵千人，进京勤王。半路上即被清军俘虏。柳溪山在河间避乱时被俘。

郑先甲，住在北京郊区寺庙，也被清军俘虏。郑先甲是琅琊人、进士，他是嘉靖年间吏部左侍郎郑文谦曾孙。

王文祥，青州人，清军入山东时在家乡率众建寨抵抗被俘。

王美承，东昌人，听闻北京被李自成攻破，也招募义旅去勤王，还没出发，被攻入山东的清军掳获。

黄功，杭州人、武进士，顺治二年清兵推进到江苏一线，他以中都留守纠集散卒助守宿迁，城陷被俘。

凤林大君李淏在沈阳的时间很长。丙子胡乱后，朝鲜仁祖被迫臣清，昭显世子、凤林大君等赴沈阳为质。清入关后，质子又被带到北京一段时间，再回沈阳。李淏在馆里时接触到这九人，他们被分配服侍质子，日常洒扫、传话、处理文书。

李淏自己是被清人按住的人质，对清廷的屈辱有直接体会。九义士则是被清军打碎人生的人，对故明有残余职务感和乡土忠诚。两边慢慢形成的是一种共谋关系，我知道你懂地理、懂兵、懂汉地人情，你知道我将来若回朝鲜、若有机会，不会把你们送回清廷。

顺治二年即1645年春，清廷放朝鲜质子回国，李淏把九人及家眷从质子馆带出赴朝。 九人没有按普通明俘处理，也没被强制留沈阳或发配八旗，而是以随行明人身份进入朝鲜。到汉城后，他们住王宫南面所谓“皇朝人村”，也叫明人村、汉人村，由王室供给廪食。

“皇朝人村”是朝鲜安置明朝遗民的补贴性社区。有房、有粮、有基本身份保护，但没人给你发朝鲜官职，也不算朝鲜士大夫。九个人从“清俘—质子仆役”转成“朝鲜供养的明遗民”，身份仍然悬着，回明回不去，仕清不肯去，在汉城听着王宫钟声过日子。

李淏回国后先当大君，1649年即位为孝宗。即位后用宋时烈等西人，倚李浣等武臣，扩军、筑城、造炮、练骑，试图等南明、郑氏、三藩、准噶尔部任何一边出问题，就从朝鲜出兵直抵关外。孝宗对大臣讲，要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中原义士豪杰必有响应。

朝鲜都城汉城的御营厅兵员迅速由七千人增至二万一千人，禁军由六百人增到一千人并全部改为骑兵，另设大炮攻坚部队，训练都监和御营还曾计划再扩数万人，因财政没能全实现。

但不久后，有大志向的孝宗就死了。

九义士纷纷参与到孝宗的复明计划里。王以文、郑先甲负责讲汉地郡县城防、水道、人物消息；冯三仕、王文祥有地方抗清经历，负责提供民寨和步兵方面信息；黄功是武进士，宿迁、中都一线熟悉，负责提供火器、守城、江淮调动等咨询；王美承、裴三生、柳溪山都勤过王和参与北边战事，能提供华北、山西情报。

但是，孝宗却并不给他们朝鲜高职，曾拟授王以文、王美承等官，但明人因“不在番邦为臣”婉拒了。接受官位就变成朝鲜臣子，反清复明就玩不下去，不如保留“明人”身份做情报和谋议更好。

九义士日常入宫论事。孝宗找他们谈汉地形势、清方兵力、南明存亡，宋时烈等儒臣也参与大方向讨论？九人不是决策层，成了朝鲜人的顾问加情报源。

他们还在朝鲜教汉语、整理文献。郑先甲在朝鲜担任过汉语教师。他们还经常作诗明志。黄功的诗被后世反复引：“万岁山峰血雨中，金陵王气一朝空。此生不死将何适，扶植王春蝶城东”。

北伐这事最终还是没成。1650年，孝宗先以日本威胁为借口请清廷同意他筑城练兵。清廷警觉，派大员去朝鲜核查，前后六次，清方派人到汉城追问朝鲜是否联日、联南明、扩军伐清？并严厉要求处分用事大臣。

朝鲜内部亲清派也把风声透过去，孝宗不敢真开战，把宋时烈、宋浚吉、金尚善等强硬儒臣先斥退，后调离中枢，扩军计划缩水。

南明这边，1659年前后永历已逃入缅甸，1662年被吴三桂缢杀；郑氏守台湾但离朝鲜太远；三藩后来是1673年的事，已是孝宗死后十几年。九义士1645到朝鲜，1649后跟着孝宗谋事，到1659孝宗死，年仅四十一岁，最好的窗口期基本关上了。

历史最残忍的不是没计划，而是计划人死得太早，留给九义士的是“图还没画完，甲方没了”。

孝宗死后，九人反应很不一样，但共同点是绝望。王美承失望之余，绝食五日而亡； 裴三生悲泣忧愤而卒；柳溪山悲愤成疾而终；冯三仕临终时留下遗言，“吾不及见中原之清明，羁死异国，诚先祖之罪人也”，对于自己的丧服，他交代儿子用常服，勿用玄色、勿用清俗，必须用明俗下葬； 黄功临终说“吾事亲未能尽孝，事君未能尽忠，罪莫大矣”，并遗命后代勿祭；王以文、杨福吉、王文祥结局不详，但余下人“惚惚无生世意”； 他们没马上死，但也成了行尸走肉。

往后一百多年，九义士从活人变成牌位，过程曲折。王以文后裔王德一、王德九在1825于皇朝人村建九义行祠，合祀九人； 1831纯祖三十一年，王德一、王德九又到京畿加平朝宗岩东小谷创大统行庙，祀明太祖、神宗、毅宗，下设九义坛。 九人生前没等来复明，死后差不多一百年才在汉城有合祠，一百八十多年才在朝宗岩把“九义士+三皇”做成固定朝鲜祭祀礼制。

对朝鲜王廷来说，九义士是“尊周思明”的活证据。孝宗北伐虽停，但国内已形成“明是正统、清是夷狄、朝鲜是小中华”的意识形态。 对清关系上，朝鲜表面朝贡、年号、使节都按清制走，内部仍用崇祯纪年、写明史、讳谈剃发；九义士后裔用永历、崇祯年号作画修谱。

在朝鲜的明遗民群体，九义士不是唯一一支，但最成体系：山东王、冯、杨、王、王，浙江黄，山西裴、柳，山东琅琊郑，后裔分别有宗亲会、明义会；1968九义士子孙亲睦会、1981明义会，持续整理《朝宗岩文献录》《九义士传》《大明遗民史》。

反清不一定靠打仗，也可以靠教孩子说汉语、给子孙写年号、在山上修个小坛年年上香。九个人没推翻任何一座清城，却让“明”在朝鲜多活两百年，不是国号活着，是衣冠、正朔、地图、家谱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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