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2月，江西于都南部禾丰地区，陈毅拄着拐杖守在电台旁，等候一份迟迟没有译出的中央电报。此时的中央苏区已经支离破碎，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项英、陈毅率领的部队被敌军层层压缩，能够坚持战斗的人越来越少。
这不是普通的电报。
此前，中央分局曾试图集中兵力守住县城和交通要道，结果部队在宁都小布、牛岭等地接连受挫。1935年1月，国民党军大举压缩包围，地方机关、红军部队和伤员被迫分散。陈毅清楚，继续守着成片的根据地，等于把有限力量送进敌人的包围圈。
可改变战略，并不是一句话的事。
2月初，中央书记处终于回电，明确要求中央分局坚持游击战争，缩小或取消庞大的机关，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把有经验的干部派往地方。电文传到禾丰后，陈毅反复阅读，神情由凝重转为兴奋。
他判断，这种彻底转向游击战争的部署，极可能出自毛泽东的思路。毛泽东曾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长期探索游击战，熟悉根据地被压缩后的生存规律。电报虽然没有直接署名，但战略口吻和处置方式，让陈毅看到了熟悉的痕迹。
“这很可能是毛泽东重新主持工作了。”
这句话，成了当时极少数令人振奋的消息。
陈毅的高兴，并不是因为局面已经好转。恰恰相反，禾丰周围危机四伏，中央苏区只剩下狭小区域，伤员和机关人员还来不及全部转移。电报带来的希望，在于斗争方式终于可能摆脱旧框架，不再把部队固定在城镇和阵地上，而是依托山地、群众和分散的武装力量保存火种。
禾丰会议随即召开，中央分局决定分路突围。项英、陈毅、贺昌等人率领直属队和红二十四师部分部队行动，许多重伤员则被安排留在山区，由地方干部和群众分散收容。陈毅拄着拐棍向伤员说明形势，请他们不要因暂时留下而动摇。
他说：“留下不是放弃，活下来，革命的力量才有根。”
突围并不顺利。贺昌率部渡过梅村江时遭到伏击，队伍被打散。随后，他在战斗中负伤，仍高呼口号冲锋，最终壮烈牺牲。项英、陈毅一度与部队失散，重新会合时，身边只剩下二百多人。
他们后来抵达赣粤边油山。这里山岭密集，道路艰险，敌军又设置封锁线、据点和碉堡，企图把游击队困死在山中。陈毅没有把力量用于长期固守，而是组织小部队夜袭乌径、高石等地，突然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迫使敌军不断调动。
有一次，陈毅和警卫员藏在芦苇沟里，与搜山的保安团相距很近。敌兵甚至用手电照到他身上，却只发现一只鞋和一个挎包。敌人撤走后，陈毅直到深夜才从沟里出来。游击战争没有整齐的阵地，也没有稳定的补给，许多时候，能否活过一夜都要靠判断和胆量。
在赣粤边，陈毅还逐渐形成了一套灵活办法。对赤白交界地区的乡村，不简单要求群众公开表态，而是争取一部分地方人员保持中立，传递消息，避免敌军借助乡村组织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这类做法后来被概括为“黄色村庄”，核心是利用矛盾、保存群众、扩大活动空间。
1936年冬，陈毅在梅岭被敌军围困二十多天，粮食断绝，伤病加重，曾写下《梅岭三章》。偏偏就在这段危险时期，外界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敌军部署出现松动，梅岭周围一度安静下来。陈毅和项英借机调整队伍，继续等待新的变化。
但南方游击队面对的压力并未消失。蒋介石对陕北采取谈判，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却继续围剿。1937年初，国民党军集中兵力进入赣粤边，逐山搜查，焚烧山林。游击队便转入更深的隐蔽地带，利用夜间行动，配合群众延误敌军搜索。
陈毅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一次胜负上。对他而言，那份电报真正重要的地方，是它重新确认了一个方向：在力量悬殊时，不能用敌人的方式作战；只要干部、部队和群众还能保存，局面就没有彻底终结。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部分围剿部队陆续北调，梅山的封锁出现缺口。项英、陈毅等人被困近三个月，终于从山中走出。那份令陈毅“狂喜”的电报，早已不只是纸面上的命令，它让一支濒临困境的队伍，重新找到了活下去、打下去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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