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 × 许知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者们，一代人夭折的雄心

电影《芳华》

上世纪的中国学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从燕东园 22 栋 小楼 到燕南园的 1 7 栋小楼，从 2024 年出版的《燕东园左邻右舍》到今年面世的《燕南园前世今生》，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泓以新闻特稿写作的方式，讲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在这里居住的名人与学者的故事， 以搜寻资料、查阅档案、采访后人等方式打捞起一段快被遗失的历史。

在《燕南园前世今生》的新书启动会上，徐泓和许知远从燕南园的建筑风格谈到它所承载的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双重传统，更介绍了在燕南园生活过的真实人物：冯友兰、吴文藻、朱光潜、马寅初等历史名家。我们从书中不仅能看到众多学科建设的先驱的社会愿景，也能看到时代动荡给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历程带来的缺憾。

对谈中，许知远说：“对时代作出挑战，而且总是想象人的精神世界可以超越现实，这是很重要的传统，有时候我们在现实中就丢失掉了这个传统。”

徐泓教授说：“我越做新闻，越觉得把真实的历史记录下来，应该是新闻工作者的使命。”她还提到一个关键词：“生活流”。具体到这本书，就是从具体的人家、具体的故事讲起，写好日常生活，从而再现历史洪流冲击下的家庭生活与时代。

以下是本场对谈的文字回顾，我们也将一并分享 2024 年对话的选段，可以在文末进一步跳转阅读。

未尽的梦、夭折的雄心

和被写下的燕南园

对话：徐泓、许知远

许知远 特别高兴来到这里，我的心情特别复杂，我过来的时候路过 28 楼，28 楼已经被拆掉了，我住的记忆已经消失了，三角地也消失了。在我 90 年代中期上学的时候，我对燕南园的印象好像一直是充满神秘感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们来北大读书，好像是几重的记忆，90 年代看到现实北大的记忆，然后我们又生活在一个对 80 年代北大传说中向往的记忆，同时又有对五四时代北大的记忆。但那个时候我们很费解，感觉整个五四运动不是发生在红楼吗？怎么我们所有回忆的都是燕园的记忆呢？我们一直很费解。原来北大是这样的，1952 年以后搬到当年燕京大学的燕园来的。我特别感激徐老师写这本书，包括之前写的《燕东园左邻右舍》，它们将我之前对北大稍显虚浮的记忆状态加入了砖瓦结构的连接。从燕东园到燕南园，徐老师给了我对这个学校新的理解的角度。

我读这本书很深的一种感觉，因为我在上北大的时候，燕南园很多人的名字都好像变成非常经典化的，或者某种意义上被过度偶像化的东西。往往看他们的整个创造的高峰期是在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完成的。但我在书里读到的是他们的名字被抽象化之前的生活，是他们的思考和他们整个与时代命运的关系。我觉得这部分是非常触动我的。

除了北大的传统，我在里面读到了徐老师对当年燕大传统的描述，他们对时代服务精神的强调，他们对美育、音乐教育的强调。我深深感觉到徐老师的笔下让我看到的是我们在九十年代上学的时候，感到匮乏的感觉，我们感觉不到整个时代的知识与思想，包括老师作为独立个人的魅力产生的对学生的影响。刚才路过那个小楼，想到费孝通当年推门进去要找一本书，这是他的恩师吴文藻先生在家里专为师生设置的阅览室。我觉得这种人格之间的传递，这本书里很多内容对我是非常深的触动。我先表达一下我对徐老师写作很深的感激。

当年徐老师负责新闻学院的时候，我在徐老师身上感觉到某种民国时候的风采，包括思维、情感方式的延续。这对我是很深的触动，我一直没跟您表达过。

徐老师最初开始想写这本书的时候，为什么燕南园深深地触动着你？是它代表当时的传统、建筑的风格，或者这里人的精神吗？

徐泓 谢谢知远。其实我的上一本书就是在单读出版的，两年前也是许知远主持了那本书的首发。这次再次主持《燕南园前世今生》，让我很高兴，也很欣慰。写完燕东园之后，我觉得自己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是在燕南园 59 号出生的。

100 天以后，搬到了燕东园。写燕东园是因为我至今还住在那里，但燕南园终究是我的出生地，又是跟燕东园一样，是一个有着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双重的血统和双重的历史积淀的著名学者居住区，燕南园甚至还有比燕东园更鲜明的历史、精神与文化方面的意义。

许知远 您特意写到整个燕南园建筑风格的不同，中西之间的关系。当时是建筑师墨菲设计的吧？他们怎么考虑这样的设计方式，或者怎么形成的这种风格？

徐泓 这本书写得比较仓促，因为希望赶在今年出版。为什么要赶在今年？今年恰好是燕京大学从城里迁出，正式使用燕园新校区的一百周年纪念。可以想象一下，一百年前，就是这个季节，九月里秋高气爽的一天，燕京大学在这里正式安家。

校区燕园的规划设计师是墨菲，当时和校区配套建设的还有两个主要是为外籍教员宿舍区，即燕东园和燕南园。从原设计图纸看，两个园子都是形态各异的采用美国乡间别墅式的小洋楼。但为什么较早建成的燕东园是 22 栋小洋楼，而随后落成的燕南园却是有 9 栋小洋楼，8 栋中式院落？原来这与燕京大学办校的一个特点有关。

1919 年建立的燕京大学，是中国北方第二个实现男女合校的大学（第一个是国立北大）。但燕京大学的男女合校、重视女性教育更彻底。它设有女校，或者叫女部，有专门的领导与经费。从校园规划的男女生宿舍的格局看，更有“平分秋色”之美：如“男生住楼，女生住院”；“男生临水，女生靠山”，一体靠近男生宿舍，二体靠近女生宿舍等。如果从女生数量看，就更加明显，在 1920 年代燕京大学的女生占 30%多，而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只占 2%点几、3%点几。到了 30 年代，北京大学的女生数量上来了，到了 20%多，但燕京大学仍然是 30%多，一直领先。因此，男女平等，重视女生教育在司徒雷登先生领导的燕京大学是很突出的。

正因为如此，主管女部的桑美德（音）在考虑什么样的宿舍更适合外籍女教师住呢？她们都是单身的，所谓“老姑娘教授”。桑美德更中意中式的院落式住宅，于是她自学建筑学，设计房子。最初的，也是她自己一直住的：就是刚才知远和我走过去看的 57 号和 58 号，那是对称的一对中式小院，每个院子可以住 3 个人，两院中间还可以打开，打开就是 6 个人的大院落。（1952 年以后北大时期住的是冯友兰先生、汤用彤先生）。于是相继设计出来了 55 号、56 号， 59 号、62 号、63 号、64 号。最后设计出来的 50 号，就是我们今天开会的燕园五十。这所房子住过北大江隆基书记，他原住在 57 号，后来为改善冯友兰先生的治学条件，他举家搬至 50 号。也是从这里离开北大到兰州大学就任的。

许知远 当时 30 年代到 40 年代，燕大的学风到底是什么样子？

徐泓 比较洋气，因为是教会学校办的，是美国、英国四个教会联合办的。司徒雷登一直促进它的中国化、本土化，不断把学生培养出来，送出去，再回来教书。总体来讲，它比较洋气。另外，它是私立大学，学费比较贵，比清华、北大学都高，所以这里来上学的富家子弟比较多。当然，它有很好的奖学金制度。对于那些学习成绩好、家境有些困难的学生，有奖学金的支持。第二个特点，它的学生人数不多，有点袖珍型的，但办学国际化程度高，学生的成才率很高。从 1919 年到 1952 年被撤销，办学33 年，注册的学生人数不到1万，但培养出了 50 多个两院院士，还有许多学科的创建者与奠基人。在燕南园住户中，还有人后来进入到国家领导人行列，比如雷洁琼先生，她从美国留学归来，任教燕京大学，就住在在这个园子的 64 号，后来 59 号、 62 号，都是中式院落，就像她一生喜欢穿素雅的旗袍和中式对襟的上衣一样。1980 年代她曾回到北京大学，主持重新恢复的社会学所，带了最后几个博士生。

许知远 从 1937 年七七事变到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对燕京大学是很大的挑战，当时燕大是怎么面对历史上这么大的考验？

徐泓 1937 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很多学校都纷纷南下。是不是留下来在沦陷期办学，是有很大争议的。当时司徒雷登也有这样的纠结，怎么样选择。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我对这段历史叙述做了打捞，发现了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就是住在 61 号的高厚德先生，这是一位美国传教士。他实际上是司徒雷登的二把手，司徒雷登不在的时候，就是他执掌教务，他自己是研究教育的。在这个时候，他坚定不移地说“燕大的最高理想是为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单纯为某个政治势力或某个政府服务。”“在人类生活中有许多基本的关系，政治关系只是其中的一种。”所以燕大必须在沦陷区坚持下来，为沦陷区人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高氏还举例说：当年耶稣并没有设法逃出古罗马人的统治区，而是在压迫中继续他的事业和使命。这就让司徒雷登做了坚定的选择，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升起了美国国旗，日本人不能进来，创造了当时的绿洲。燕大的招生急剧扩张。1938 年招生是 600 多人。到了 1941 年，在校注册的是 1000 多人，为东北流亡的学生，为从江南一带没有办法转到大后方的学生提供了上大学的机会，对燕京大学的这个贡献是要给予关注的。

许知远 当时燕南园是什么状态？

徐泓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日本军队就把燕京大学整个封校了。燕南园在校园里，他们当时立马就把所有教师都赶出去了，好多外籍教师，包括司徒雷登都被关到集中营了，中国的很多教授也进了监狱。燕南园的不少小楼被日本宪兵占了做办公室，地下室做审讯室，在院子的游戏场还盖了一个日本兵的浴室。63 号，就是后来马寅初校长的住宅，被日本宪兵队头头占据。1945 年日本投降以后，司徒雷登从监狱里出来才 8 天，立即召集燕京大学的人筹集复校。回来的老师们进到燕南园来清理宿舍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清理地下锅炉房里的尸首，以及惨遭破坏的院子和园林。1945 年 9 月，我爸爸作为复校时燕京大学数学系系主任，搬进 59 号。过了一年多，1946 年，我在这里出生了。

许知远 刚才您提到，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就是当年江校长住过的地方。到 1950 年代，等于是大学合并，这个地方又面临一个很大的转变。像江校长他们这批知识人，燕大的传统跟北大不一样，新的北大又变得不一样了。他们怎么面对那样一个转折呢？

徐泓 1952 年以后，与当年我写燕东园一样，这个园子来了一次彻底的大搬家。搬走了一些人，搬进来更多的人。一个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北京大学从城里全部搬进燕园。还有清华大学的文科、理科教授搬进来了。在北大和清华搬进来的学者里，有大量的是有西南联大背景的。燕京大学被撤销了，一分为八，有一部分留在了燕园。所以在 1952 年以后的燕园氛围里，其实包含着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共同的学脉。

许知远 新的熔炉。

徐泓 我觉得这是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更好的共同体，面临着更好的可能发挥的空间。我在写燕南园和燕东园的时候就非常明确地知道我写的是一批什么人：他们基本都是出生于清末、民国初年，二三十年代心怀科学报国、科学救国的志向出洋留学，国难的时候回来了，国运转折的时候留下了。1952 年院系调整时，他们聚集到了未名湖畔。例如燕南园 51 号、52 号住着西南联大时的理科铁三角，数学家江泽涵先生、物理学家饶毓泰先生、化学家黄子卿先生。到了北京大学，他们仍然是邻居，仍然是北大的铁三角。这是多好的继续开始的机会。

可惜 1952 年以后思想改造运动来了，其实在此之前就有预兆，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时候，撤销了政治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 / 社会人类学）、心理学。面临新的变局，我们的长辈被卷入、被裹挟，到底怎么选择，怎么接受，于是衍生出了好多悲欣交集的故事。我只能从一些具体的人家、具体的故事讲起。

许知远 您觉得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徐泓 我印象最深的是马寅初先生。我写马寅初先生怀着很复杂的心情。我当记者的时候，正逢马寅初先生平反。我是参与报道的，跟着中组部副部长到他家里，向他送平反书。当时老先生已经完全瘫痪了，坐在轮椅上面无表情。这个平反与否对他已经不重要了。这次我写他住在 63 号，当时他是北京大学校长，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最早一批出国留学的，还是在国外留学时剪掉的辫子，他学的特别棒。他的博士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立即出版，直接拿来当了本科教材。回国以后他一边教书，一边操刀参与了当时很多重大的金融改革。1938 年以后，他与蒋介石政府的经济政策针锋相对，痛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腐败误国之罪，被蒋介石软禁，失去人身自由一年零八个月。他是铁一样的汉子，蒋介石奈他不得。

来到北大，他也是一门心思想要继续研究，他很受学生欢迎。他有一个口头禅，一说话就是“兄弟我”，但学生非常敬爱他。尊称他为马老。

许知远 感觉他有一点像傅斯年。

徐泓 他当时是北大最高级的干部，燕南园的男孩们都是凭他出入的小汽车来识别，说他官可高了。他也有很大的困惑，50 年代中期，他指着书架上的一长列书，很感慨：这都是我解放前写的，现在一本书也没有写过，简直成了政客了。他刚来北大就定了一个学俄文的十年计划，英法德文他都是精通的，就是不懂俄文。当时正推行苏联的计划经济，他一定要研究这是怎么回事。老爷子每天就在院里念俄文，70 岁了，三年以后不仅能看书还能用俄文交流。你想想这是什么毅力。马老还是要做研究，要写文章，他写的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但马上就被批判了，从此彻底隐退，在中国的政治舞台、教育舞台、学术舞台上彻底消失了。据他的孙子说，爷爷对中国农业有很多想法，他说中国是以农业为本的国家，农业关乎国计民生。以前苦于没有时间整理，现在好了，有时间做这件事了。于是马老用了六年时间，写了近百万字，姑且称为“农书”。但十年动乱开始了，他在自家院子里把锅炉打开了，成箱的书稿付之一炬。

还有两位先生也留下了很大的遗憾，一位是翁独健先生，一位是齐思和先生，两位老先生都是史学方面的大家，一人研究元史，一人既研究秦朝历史，又研究外国史，出国留学师从名家，归国后学术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 1952 年之后，失去了学术环境。在齐思和先生去世后的研讨会上，学者们都很惋惜：齐先生没有能够留下一部令后辈晚生绕不过去的巨著，以他的学术根基、学术眼光、学术格局是能够做到的。

翁独健先生的元史研究也是一流的。1978 年他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张承志回忆，他们几个研究生多次表示，愿做助手，愿为先生留下一本传世之作竭尽全力。但先生在暮年下定决心不著述。

许知远 看到那段我也很感慨，他一直不愿意留下著述，到底是什么原因？

徐泓 对历史的看法，当时独尊一家。持不同的意见就要被批判，文科就是这么一个学术环境，没法说话。冯友兰先生不是更大的悲剧嘛，1950 年至 1980 年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接受各种批判，否定自我。

许知远 这个园子里有好多未尽的梦、夭折的雄心。包括翦伯赞，这么一个要做人民的历史学家的学者，他最后也是这样的命运收场。我还是挺好奇，刚刚您讲到马寅初先生，他到 70 岁的时候要学俄文，他那代学人的精神动力，我经常是非常费解的。包括我看到费孝通先生他们那代人都是这样，二三十年代去欧美留学的，等于他们是五四之后的新一代，是鲁迅之后的下一代。怎么理解这代人？

徐泓 首先他们有着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家国情怀。其次他们出去留学的二三十年代，整个西方世界的科学技术处于蓬勃发展中，倡导“知识就是力量”，信奉知识可以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科学可以改造社会，甚至可以改变人类。

许知远 他们出国留学选择的学科也很年轻，他们等于是这些学科共同的参与者。

徐泓 对，正好是这个时段出去求新知，接受了“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他们带回来先进的科学知识，无论是文史的还是自然科学的，坚信科学一定能够救国，一定能够报国。到最后，他们仍然认为他们所做的研究，他们所写的论文，还是可以改变社会的。他们都是教书的，相信通过教育，更可以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

许知远 我也是这样的感觉。有一章的印象特别深，您写王宪钧。我总是读哥德尔，我突然看到一个中国的学者这么年轻，因为哥德尔当时也很年轻，他后来教出了王浩，这么杰出的学者。因为我们过去对老北大、清华和燕大的回忆总是局限在人文领域，他们的故事容易被传诵。王宪钧在当时整个哲学思想里这么尖端，如果继续走下去是能走非常远的。我都不知道他的存在，幸好看到了这本书。我看到这段是非常感触的，包括您写的时候也很不容易，要开始理解哥德尔。

徐泓 我得把什么叫数理逻辑弄清楚，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哥德尔，哥德尔和爱因斯坦是一起在高研所的。王宪钧他们这批人，出去学习的时候碰到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正处在高峰的状态，求学于许多名家大师。他就遇到了哥德尔，周培源先生出去了，他就遇到了爱因斯坦，他是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过的。

许知远 我看的时候心里会生出很多遗憾的感觉，曾经这代人在各个学科非常前沿的。我在九十年代上大学的时候，感觉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追赶，中间这么长的时间被丢失掉了。我现在想想北大八十年代的神话就是靠这批三十年代的学者，他们挺过了那段时光，突然又照耀了八十年代的很多学者。他们都已经是人生的残光了，他们最辉煌的时候三四十岁就作出很重要的贡献。我现在突然想起对北大的好多回忆，当时觉得对北大八十年代的回忆很美好，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看到的是一个废墟，真的很心痛。如果这个传统继续下去，到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接触到的是不一样的世界。

徐泓 这就涉及到对留学潮的评价。我们国家有几次留学潮，从清末开始的留美幼童，又有留日、又有留欧，又是庚子赔款的留学，还有一段留苏，然后自己把国门关了。等到改革开放以后又打开了，现在已经变成自费留学潮了。数代的留学潮证明，国门必须打开，学术必须有国际交流，人才和教育必须有国际交流。我们父辈的这代留学潮，现在看起来是最优秀的一批，成果最好的一批。正如刚才你说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经济在起飞、科技在起飞、教育在起飞，起飞的基础某种程度是他们打下的，是吃了他们的老本。但那个老本，在八十年代也证明其实已经落后了，所以要奋起直追。奋起直追的过程中，我特别感谢咱们的一些老先生，继续创新学科，比如芮沐先生，他创建了国际经济法学科。比如侯仁之先生，他创建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科。这两个新的学科的创建，都是在他们晚年完成的。两对老人，侯仁之夫妇和芮沐夫妇都是百岁高龄以后才走的，80 岁以后再创辉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特别好的榜样和力量。也就是还得继续努力，因为我今年也 80 岁了。

许知远 研究什么样的学科最容易帮他熬过黑暗的时光呢？什么学科更容易帮他应对眼前的困境？

徐泓 我没有研究。但我觉得学文科的最痛苦，自然科学容易应对一些。我父亲是教计算数学的，我觉得他就比较超脱，有时看看《易经》，他说，计算机的二进位制在《易经》里说的很清楚。我觉得周培源先生在整个运动中通达、坚定的表现，和他研究物理学还是有关系的。

许知远 他们在特别混乱的地方可以找到确认的。包括侯先生他们能创造自己学术的第二次生命，他们有什么特点呢？他们肯定有特别的东西。

徐泓 我在写的时候，就发现这里的老人们高寿，包括燕东园的老人，都是80 多岁、90 多岁，100 岁高龄的也不稀罕。说明这批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更能让一个人延缓他的衰老，所以不能躺平。

许知远 是不是风水特别好？

徐泓 我觉得有。因为有这样一个精神世界，涵养着燕南园的风水。

许知远 您早年是学新闻的，在这个过程中追溯一些历史，新闻是第一手的历史，历史又和记忆有关系，您在过程中会对它的理解发生变化吗？您是 1966 年上的人大新闻系？

徐泓 是 1965 年，1966 年就上不了了。

许知远 后来又开始发生变化。包括您对新闻和历史的关系，和追寻记忆的关系，到底发生什么变化了？

徐泓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其实知远也是新闻人。

许知远 我是，我比较业余。

徐泓 一点也不业余，想当年在《经济观察报》，你写的时评多好，到我们学院讲课，你是我们学生的偶像。你现在写的梁启超传记，做的《十三邀》访谈，其实时刻都在处理新闻与历史的关系。

我越来越觉得新闻和历史的关系非常密切。有一句话，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是短暂的，但新闻的积累，最后就是历史。也就是说新闻学最后走到终点就是历史学，它跟历史学一样有几个必须要坚守的基本点，第一个就是要忠实记录，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要突破一切遮蔽地去记录事实。另外就是要打捞，因为过去历史的很多记录太窄了，局限太多了，只关注于最后按照某种认知框架留下的，所谓英雄豪杰、帝王将相，这么多优秀的学者，因为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情况下，或者被遮蔽，或者被遗忘，或者被固定成某一个模式，被曲解。我越做新闻，越觉得要把真实的历史记录下来，应该是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所以，我是站在新闻学科，从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进行这样的非虚构创作。另外，我现在越来越对历史感兴趣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历史里被遮蔽的东西太多了，你把它们打捞出来，展示出来就是新闻。比如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很多东西，你们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过去不知道？

许知远 我读了书才对海淀产生新的理解，因为前面讲了很多海淀的过程，包括周围的园子。包括您要写这本书，现场对您意味着什么呢？

徐泓 我当了近三十年的记者，对这个职业有一个理解：记者是一个行动着的职业，行动的目标就是现场，就是说，你必须要到新闻现场，你要写历史，你得进入历史现场。没有这个现场，就没有对很多东西的第一手的感知和认识，那你就会被很多东西遮蔽。再倒过来看，现在当某一个新闻事件发生时，阻拦你报道的首先是什么？就是不让记者上现场。这就说明我们要求真实地准确地记录，一定要进入现场，现场对我太重要了。

写这本书，有几个对我来说都是现场，一个是当年留下的所有史料，史料也是现场，是另外一种现场，从里面逐字逐句地抠。还有一个现场，我必须访人，一家一家的，请他们跟我讲。我是通过他们找到了进入燕南园现场的入口。当然，还有燕南园这个园子，这 17 栋建筑。这是一个无言的现场， 历史留下的最宝贵的现场。

许知远 我挺想问一下，哪位老师可以讲一下，当你们家里的记忆真的被写在书里以后，你们再重新翻阅的时候，你感觉跟说的时候可能又不一样了，你们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王缉志（王力先生的长子） 我很高兴来参加今天这个新书启动会，就像徐泓老师说，在这个现场，我们就有很多的感想，因为又回到燕南园。我是 1957 年考进北大，正好我们家就是 1957 年搬到了燕南园 60 号，到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家在燕南园住了 45 年。燕南园对我来说就是值得回忆的地方。我的宿舍就是28 斋，28 楼。在 28 楼的房间里就可以看到我们家，一出园子就是三角地那一带。今天到这儿来，真的有很多的回忆都显现在脑海里，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新书启动会。我读了《燕南园前世今生》这本书，我觉得徐泓老师写得很好。因为我有一个美篇，我把这本书的所有内容都放在美篇上，向那些读者去介绍。

徐泓 王缉志先生与他的妹妹弟弟都写过不少对燕南园以及父母的回忆文章，对我的写作是非常好的帮助。据此，我还想讲一点感受，也是希望大家能关注的。我觉得历史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生活流”，不要给它弄成撕撕打打，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互相争斗的。对于每一个老百姓来讲，就是过日子、柴米油盐、一日三餐、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就是这么一个生活流。在这个生活流里，你是怎么渡过的，你是怎么解决你的各种各样问题，怎么处理各种各样家庭关系的。把这些东西都写好，日常写好、日常的模样写好、日常的环境写好、日常的精神状态写好，其实是帮我们回到历史某个时候的真相。因此我在书里非常注重日常化，日常化主要体现在对燕南园女性的描写上。比如我写了四个著名的老太太，一个是汤用彤先生的夫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的夫人，还写了两个特别有名的母亲，一个是沈同先生的母亲，一个是张龙翔先生的母亲，她们的儿子都是大孝子。展现了在这个园子里老人们是怎么持家的。家庭对中国人太重要了，家风也太重要了，这是要不断传下去的，也是构成燕南园精神世界重要的一点。一个是学者的学风，一个是各家的家风，我觉得这都是特别重要的。

许知远 等于您创造了一个语境，燕南园是一个语境，你的思想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关系，包括你的性格和你的想象力的关系，像毛细血管一样联结在一起的感觉，就是这个语境的创造，创造了整个燕南园时代的语境，包括家庭生活的语境，我的印象很深。

徐泓 这就是需要现场激发，尤其是细节激发。所以我很注意描述日常的细节，日常是什么样子，其实体现了一种生活状态，生活状态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一种人的生命状态，希望大家读书的时候能够体会这方面的东西，感受一些更美好的东西。

许知远 我在这本书里面读到了很多我想象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比如他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如何去应对。这些对这个时代是有很多启发的，因为这个时代总是推崇一种跟时代之间有更多的妥协，或者接受这个时代的东西。但我觉得对这个时代作出挑战，而且总是想象人的精神世界可以超越现实，这是很重要的传统，有时候我们在现实中就丢失掉了。

徐泓 这个传统必须有家庭做依托，必须有保护。那会儿的夫人们、孩子们太重要了，这是爱的力量。看这本书，我希望大家看细节，我们进行非虚构写作知道魔鬼藏在细节中，所以要看细节。我们能够抓到这些细节，是我们能够看见与得到了某一种所谓真实生动的印象，能够抵达事实的某一种真相的东西。慢慢看，这本书太厚太长了。但在这种短视频快速阅读的时候，我还是希望有些人能够沉下心来，能够做一些深度阅读。

重忆燕东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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