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1年春，哈尔滨正黄旗三屯，农民黄国荣被日军带离家门，押往平房一带的秘密设施。一路上，他的双眼被布蒙住，无法判断方向，只知道自己正被送进一个令人恐惧的地方。
白布揭开后，眼前却不是刑讯室，而是一排低矮房屋。里面关着许多马，每间小隔间只拴一匹。日军命令他照料牲口，还警告道：“马出了差错，你也要受罚。”黄国荣暂时松了口气，却不知道这只是另一场灾难的入口。
这些马并非普通军马，而是从东北百姓家中强行夺走的。它们身上烙着号码，日军按照编号管理。表面看，这是马厩；实际上，这里是为细菌研究提供材料的地方。马匹在这套体系中，不再是牲畜，而被当成可以反复利用的“原料”。
日军抽血前，会让黄国荣等人增加马匹的饲料。随后，马被牵到室外，固定在木桩旁。穿白色防护服的军医用酒精擦拭马颈，再拿出粗大的针具，刺入血管。鲜血流进玻璃瓶，马匹却在一旁不断发抖。
抽血结束时，许多马已经站立不稳。绳索松开，它们往往立即倒地。有的马还没有断气，日军便把装满血液的容器搬走。黄国荣曾见过军医面对死亡的马匹冷笑，这个细节多年后仍被他反复提起。
1941年3月10日，日军从齐齐哈尔运来75匹东北马。四名军医将马匹分批拉出，每匹抽取多瓶血液。相关证言显示，日军有时少量抽取，养一段时间后再次进行；需要大量血液时，则使用机械装置加快速度。
更令人震惊的是，日军为了让马匹短时间内流出更多血液，竟用尖锐器具刺扎马身，使其剧烈奔跑。马匹在疼痛中挣扎，随后被强行按住抽血。机械运转几分钟，马便瘫倒在地。这不是医疗行为，而是有计划的屠杀。
抽出的马血由专人送往核心区域。负责运送的潘义发同样来自正黄旗三屯，他只能把装有试管的铁篮送到门口，不能进入内部。有一次，他询问血液用途，日军只冷冷回答：“拿去制造药物。”
这句回答遮掩了真正目的。马血被用于培养和保存相关病原材料，既是实验体系的一部分，也反映出日军将东北民众和牲畜都纳入军事研究的残酷机制。马尸体则由中国劳工运往焚烧处置，现场几乎不留下可辨认的痕迹。
据黄国荣回忆，仅1941年，就有数百匹马因抽血死亡。数字或许难以精确核对，但一匹匹被夺走的马背后，往往对应着一个家庭的损失。东北农民依靠马匹耕地、运输和谋生，日军的强征不仅夺走牲畜，也打击了乡村生活的根基。
黄国荣没有进入核心实验区域，却从马厩附近见过一车车尸体。据他的叙述，有些尸体身上留有胶管和抽血痕迹。林口一带相关劳工的证言，也提到日军曾抽取中国人的血液，并用特殊物质延缓凝固。
这些材料涉及受害者数量和具体方式，部分细节因档案毁损而难以完全核验，但多名幸存者的回忆彼此印证，说明人体实验和血液采集并非孤立事件。受害者中有抗日人员，也有被日军怀疑与抗日力量有关的普通民众。
黄国荣在马厩被迫干了一年。对他而言，危险并未因为没有立即被送进实验室而消失。日军可能随时改变安排，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被带走的人是谁。
一次运送马尸时，他发现看守出现空隙，便翻越围墙逃走。围墙上嵌着玻璃碎片，他的手臂和胸部被划开多道伤口，但仍咬牙翻了出去。那不是侥幸，而是在死亡边缘抓住的一次机会。
1945年日本战败前，731部队曾破坏设施、焚毁材料，企图抹去罪证。基地可以被炸毁，器具可以被搬走，档案也可能散失，但幸存者的见闻无法随着建筑一同消失。黄国荣关于马厩、血瓶和尸车的证言，正是那段罪行留下的沉重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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