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9年4月，美国纽约一家餐馆内，51岁的刘禄曾刚刚坐下，一名经理便盯着她看了许久。对方试探着问：“您是不是来自中国，姓刘，去过朝鲜战场？”刘禄曾抬起头，认出了那张隔了近26年的面孔。
那人名叫詹姆斯·柏特纳。朝鲜战争期间，他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一名士兵，也是刘禄曾接触过的美军战俘。餐馆里，两人很快确认身份。战火中的审讯者与被审讯者，竟在异国重逢。
这场意外相遇，不能只看成一次偶然认亲。它背后，是一名出身优渥的上海女子，如何走进志愿军队伍，又如何在上甘岭的地下坑道里完成特殊任务。
刘禄曾1928年出生于上海，父亲曾任银行高级职员。她从小接受良好教育，后来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那样的家庭出身，在当时很容易被贴上“资产阶级小姐”的标签。
解放战争时期，她曾报名参加解放军文工团，却因为家庭背景没有被录取。这次受挫并没有让她退缩。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志愿军急需精通英语的人才，她凭借语言能力进入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门，承担翻译和对敌工作。
入朝之初，她接触较多的是战俘管理和文件翻译。美军作战资料、宣传材料以及战俘谈话，都需要准确转译。她面对的不是课堂上的语言练习，而是炮火、伤员和随时可能变化的战场局势。
真正让她被许多人记住的，是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的上甘岭战役。她随部队进入阵地，在坑道中架设手摇发电机和扩音设备，对前沿美军进行英语广播。那时的上甘岭，山头被炮火反复覆盖，地表几乎成了焦土。
坑道里更难熬。缺水、缺粮、通风不畅，空气里混杂着硝烟、血腥和硫磺味。伤员不断被送进来，突击队员出去后，有人再也没有回来。刘禄曾是坑道中少见的女同志，生活上的不便只是小事，真正的压力来自死亡随时逼近。
有战士请她唱歌，她往往尽量答应。歌声停下，坑道依旧沉闷；但短短几分钟，能让疲惫的人缓一口气。一次，重伤员被抬回坑道，她一边安慰对方，一边协助卫生员清洗伤口。她本来晕血，却没有在那一刻退开。
广播是她更重要的任务。她用英语劝告美军士兵不要继续为战争送命，说明志愿军对待俘虏的政策，也播送阵亡士兵留下的家书和美国歌曲。声音通过扩音器传向山头，因此一些美军士兵称她为“夜莺”。
这类喊话并非单纯的语言较量。前线士兵远离故乡，长期处在炮火和恐惧中，家书、亲人的消息以及对俘虏政策的说明，都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刘禄曾的语气并不粗暴，反而平静、清楚，有时还带着几分机智，这种方式比单纯的喊叫更容易进入人心。
詹姆斯·柏特纳被俘后，起初并不愿意配合。刘禄曾没有一上来就逼问，而是递给他一支烟，先从个人经历谈起。柏特纳承认，自己在美国曾因偷车惹上麻烦，有人告诉他到朝鲜参战可以免除罪责，还能获得收入。
刘禄曾当场指出：“你在美国偷车是犯罪，到了朝鲜杀人，难道就不是犯罪吗？”柏特纳辩称自己是在阻止侵略。她接着追问，既然朝鲜军民和中国军队共同抵抗，为何要把外国军队送到这里。几句话下来，柏特纳沉默了。
后来，柏特纳伤口感染并发起高烧，刘禄曾找来军医为他治疗。战俘身份没有改变，但基本的人道待遇也没有因身份而取消。对柏特纳而言，这种反差非常直接：战场上的对手，并没有把俘虏当成可以任意处置的人。
在战俘管理过程中，刘禄曾反复解释志愿军政策，也帮助部分战俘缓解恐惧。柏特纳后来表示，自己被俘反而是一种庆幸。这句话未必能抹去战争责任，却说明那段相处给他留下了强烈印象。
战争结束后，中美双方依照有关安排进行战俘交接，刘禄曾还主动参与相关工作，却没有再见到柏特纳。两个人的人生由此分开，一个回到美国，一个继续在国内从事外事和旅游接待工作。
直到1979年，刘禄曾因公访问美国。餐馆经理正是柏特纳。确认身份后，两人拥抱交谈，谈起各自离开朝鲜后的经历。柏特纳还帮助她寻找读中学时的美国教师，并称她是沟通中美民间交往的“桥梁”。
临别时，柏特纳拉着她的手说，有机会要带家人到中国旅行，还要去南京看望她。坑道里的扩音器早已沉寂，那段相隔半个世纪的战争记忆，却在纽约的一张餐桌旁重新被叫出了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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