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响的时候是凌晨两点十七分。手机屏幕亮着,在床头柜上震了第三遍我才接。对方说是城南派出所的,问我是不是林晚的家属。我说是。他说,请你来一趟,带身份证。
我问什么事。
他说,来了再说。
我穿衣服的时候手在抖,左胳膊伸进右袖子,折腾了半分钟。后来我坐在床沿上,把两只手按在膝盖上,等它们停下来。衣柜门没关,林晚的那件驼色大衣挂在最外面,腰带垂着,上次穿完就没收拾。我站起来,把大衣摘下来,挂回里面的横杆上,又把衣柜门推上。
出门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卧室。床头她的枕头摆得很正,被子上有一道折痕,是她翻身时压出来的。我关了灯。
派出所的值班室灯光很白。一个年轻民警让我坐下,给我倒了杯水。纸杯,水是温的。他问我,你妻子林晚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我说没有。他说,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我说前天早上,她出门上班。
他低头在本子上写了什么,然后抬起头看着我。他说,城南锦绣小区四号楼,一个男人报的警,说有人在他家里昏迷了。急救到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法医初步判断,心源性猝死。
我听着。纸杯里的水晃了一下,洒出来几滴,落在手背上,凉的。
民警看了我一眼,又说,那个男人叫周斌,是你妻子的同事。
我没说话。他又说,你要有心理准备,现场的情况……她是在卧室床上被发现的。
后来我在殡仪馆的停尸间外面坐了四十分钟。走廊里有一股消毒水混着什么东西烧焦的味道。墙上贴着一张告示,写着遗体认领流程,第一步是家属签字确认身份。纸边卷着,有人用指甲在上面划过一道。
工作人员第三次出来催我。他说,你签个字,我们好安排后面的事。他把夹板递过来,上面夹着一张表,签字栏空着,笔是圆珠笔,笔帽不知去哪了,笔芯头有点干。
我看着那张表。林晚的名字打在第一行,宋体,十二号字。身份证号,后面跟着一串数字。死亡原因那栏写着“待确认”。我把夹板推回去。
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不签。
从殡仪馆出来是早上六点半。天刚蒙蒙亮,路边早餐摊的蒸笼冒着白气,油条的油味飘过来,我胃里翻了一下,差点吐。我在路边蹲了一会儿,额头抵着膝盖。手机响了,屏幕显示“妈”,林晚她妈。我按掉了。她又打,我又按。第三次打来的时候我接了。
她声音是哑的,应该哭过了。她问我,你在哪。我说殡仪馆。她说你签了没有。我没说话。她突然就炸了,在电话那头喊,陈默你还是人吗,那是你老婆,你连个字都不肯签。我把手机拿远了一点,等她喊完。
我说,妈,我不签。
她说,你什么意思。
我说,你让她在别人床上死的,你让她自己去签。
挂了电话之后,我把手机揣兜里,发现手又抖起来了。我攥着拳头,指甲掐进掌心。早班公交车从身边开过去,带起来的风吹得我眼眶发酸。
到家是七点二十。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钥匙插进去转了一圈,又拔出来,重新转了一圈才打开。玄关鞋柜上放着林晚的钥匙,钥匙扣是个毛绒小猫,脏了,灰色的毛变成深灰色。她每天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钥匙丢在这里,然后光脚走进客厅,鞋也不摆正。
我换了鞋,走到客厅。茶几上有一个杯子,里面剩了小半杯水,杯壁上有口红印,淡粉色,已经干了。我把杯子拿起来,走到厨房,倒了,放在水槽里。水槽里还泡着一个碗,水面浮着油花。是前天晚上的,她煮了面,吃完没洗。
我打开冰箱。冷藏室第二层放着半盒蓝莓,已经软了,有两颗长了白毛。鸡蛋格里还剩五个蛋,其中一个是裂的,用保鲜膜裹着。冰箱门上贴着一张便利贴,写着“牛奶没了”,字是她的,笔画有点斜,最后一个字收笔拉得很长。
我把便利贴撕下来,捏在手里。纸很薄,捏成了一团。我站在厨房中间,不知道该干什么。窗户开着一条缝,楼下有人在倒车,电子提示音一声一声地响。
后来我坐到沙发上,打开了电视。早间新闻,一个男主播在念什么,底下滚动字幕。我没有看进去。茶几底下有一本杂志,林晚上个月买的,封面是家居设计,她折了角的那页是一个客厅案例,原木色家具,白墙,窗台上摆了一排多肉。她一直想要这样的客厅。我们的客厅堆满了我的东西,渔具、旧书、一个坏了的音箱。
我拿起那本杂志,翻到折角那页。图片边上她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以后。只有这两个字。
上午十点左右,有人敲门。我以为是物业,开门看见是对门邻居王姐。她端着一个碗,碗里是粥,上面撒了葱花。她站在门口,往屋里看了一眼。她说,陈默,我听说……你还好吧。
我说没事。她把粥递给我,说你吃点东西。我接过来,碗底烫手。她说,有什么要帮忙的你说话。我说好。她站了一会儿,好像想说什么,最后只是叹了口气,转身回去了。
我端着粥坐在餐桌前。餐桌是四人桌,我们俩面对面坐。她坐的那边放着一摞没拆的快递,最上面一个盒子角上写着她的名字,收件地址是这个家。我用筷子戳了戳粥,粥皮破了,热气冒出来。吃了一口,没有味道,只有葱花的生涩。我放下筷子。
下午我打开衣柜,想找件干净衣服。衣柜左边是我的,右边是她的。她的衣服挂得整整齐齐,按颜色从浅到深,最后面那件黑色羽绒服,袖口磨白了。衣柜底下的收纳盒里叠着她的袜子,一双一双卷成小球。我蹲下来,拿起一个球,展开,是一双浅灰色的船袜,脚跟处洗得有点发白。我攥着那双袜子,想起去年秋天她让我帮她找袜子,说怎么都找不到,最后是我在沙发底下掏出来的,上面粘了毛絮。她当时坐在沙发上,光着一只脚,看我趴在地上掏,笑得不行。
我把袜子重新卷好,放回去。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声。
手机在客厅响了。我走过去,看了一眼屏幕,是她妈。我让它响。过了一分钟,一条微信进来,语音,我点了转文字。文字转得不太准,但我看懂了:陈默,我已经联系了律师,你不签是吧,那我们法院见。
我没有回。
那天晚上我睡在沙发上。卧室的床单是上周换的,浅蓝色,她选的,说耐脏。我没有进去。枕头也只有一个了,另一个上周被她拿到阳台去晒,忘了收,后来下雨淋湿了,一直没收回来。沙发上有一条毯子,是她去年双十一买的,珊瑚绒,灰粉色。我把毯子拉上来,盖到下巴。毯子上还有她的味道,不是香水,是一种洗衣液和皮肤混合的气味。我把脸埋进去,吸了一口。胃里一紧,喉咙发堵。我没有哭,只是干呕了几下。
接下来的三天,我几乎没有出门。冰箱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地空下去。我每天早上烧一壶水,倒一杯放在桌上,凉了倒掉。中午煮一包泡面,有时候吃一半,有时候只喝汤。晚上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十点多,然后关掉,在黑暗里坐着。
第三天下午,她妈来了。用钥匙开的门,那把钥匙是林晚给她的,一直没要回去。我坐在沙发上,听见锁转的声音,然后她推门进来。她穿着一件深灰色棉袄,头发没染,白的露出来,比上次见多了不少。她手里拎着一个布袋,里面鼓鼓囊囊的。
她站在玄关,没有换鞋,看着我。我也看着她。她脸上的肉往下坠,法令纹很深。她没有说话,走进来,把布袋放在餐桌上,拉开椅子坐下。我坐在沙发上,没有动。
她坐了一会儿,从布袋里掏出一叠纸,放在桌上,推向我这边。最上面一张印着法院的章,标题是“民事起诉状”,原告是她,被告是我。
她说,你看看吧。
我没有站起来。
她就坐在那里,手指敲着桌面,一下一下,没有节奏。我盯着电视屏幕,黑的,映出她坐在桌边的影子。窗外有小孩在跑,喊声从楼下传上来。桌上的那叠纸被穿堂风吹起一角,又落回去。
大概坐了二十分钟,她站起来,把布袋收拾好,钥匙放在鞋柜上。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住了,背对着我。她的背有点驼,棉袄后领露出一截灰白的头发。
她说,陈默,林晚以前跟我说,你人是闷,但心不坏。她说完这句话,拉开门走了。门关上的时候力气有点大,玄关挂着的穿衣镜晃了一下。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那叠纸留在桌上。过了很久,我站起来,走过去,拿起最上面那张起诉状。原告的诉讼请求写得明白: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对林晚遗体火化及安葬的处置义务。
我把纸放回去,走进厨房,烧了一壶水。水开的时候壶盖被顶起来,噗噗响。我关了火,靠在灶台边上,看着窗外。对面楼有人在阳台上晾被子,花色的被面在风里鼓起来,又瘪下去。
法院调解安排在收到起诉状之后的第五天。我提前十分钟到,在一楼的调解室。房间不大,一张长条桌,四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家和万事兴”。她妈已经坐在对面了,旁边是一个穿黑色西装的女人,短发,戴着眼镜,应该是律师。她妈看见我,没有表情,手放在桌上,指头绞在一起。
我在对面坐下,把我的那份材料放在桌上。调解员是一个中年男人,头发很少,声音倒是温和。他先让她妈说。她妈开口之前清了清嗓子,声音出来的时候还是哑的。
她说,我就一个要求,他签字,让林晚入土。别的我什么都不求。
调解员看着我。
我说,字我可以签。但我有一个条件。
她妈抬起头,眼睛盯着我。
我说,墓碑上刻什么,由我来定。
她妈没说话。律师低头跟她说了什么,她摇头。然后她开口,声音比刚才高了一些:墓碑的事,我是她妈,我来定。
我说,我是她丈夫。
她妈突然笑了一声,很短,像被气顶了一下。她说,丈夫。你现在知道你是她丈夫了。她住院的时候你在哪。她胃疼得睡不着的时候你在哪。她跟我说她觉得自己活得像透明人的时候你在哪。
调解员敲了敲桌子,说都冷静一下。她妈不说话了,胸口一起一伏。律师递给她一瓶水,她没有接。
安静了大概一分钟。调解员说,关于墓碑的具体内容,你们可以再协商。今天主要确认遗体处置的问题。被告,你同意签字吗。
我说同意。
她妈站起来,椅子腿在地砖上刮出很尖的一声。她拿起包,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睛很红,眼白上都是血丝,但没有眼泪。她说,陈默,签字的时候我不在场,我不想看见你。说完她就走了,律师跟在后面,门关上,弹回来又慢慢合上。
调解员看了我一眼,把确认书推过来。我签了。字写得很难看,最后一笔滑出了格。
签字之后的第二天,我去了殡仪馆。手续办完,工作人员问我,骨灰盒要什么样的。我选了一个最素的,原木色,没有雕花,也没有刻字。他说可以在盒子上刻名字和生卒年。我说好。
等骨灰的时候我在大厅坐着。对面有一排椅子,一个老头坐在那里,怀里抱着一个红布包,闭着眼,嘴唇在动,不知道在说什么。我低下头看自己的手。指甲长了,缝里有一圈黑。手上无名指的戒指还在,结婚的时候戴的,铂金的,素圈,内侧刻了我们名字的缩写。我转了一下戒指,内侧的字磨得有点浅了,摸不太出来。
骨灰盒拿出来的时候是温的。我接过来,比我想的重。工作人员说,上面刻好了。我翻过来看,底部刻着:林晚,一九八七年至二零二五年。我没有选照片,没有选装饰,就是一个光秃秃的木盒子。
我抱着盒子走出殡仪馆。天阴着,风很大,吹得外套下摆翻起来。我把盒子往怀里拢了拢。停车场旁边有一棵银杏,叶子落光了,枝丫上挂着一个塑料袋,被风吹得哗哗响。
我开车去了她妈家。她妈住在城东一个老小区,六楼,没电梯。我抱着盒子上楼,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按了门铃。她妈开门,看了一眼我手里的盒子,侧身让我进去。客厅不大,沙发上铺着碎花布,电视机开着,正在放一个做菜的节目。她妈把盒子接过去,放在电视柜上,盒子底下垫了一块白布。然后她在沙发上坐下来,眼睛看着电视。
我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下。电视里在教做红烧肉,主持人说放冰糖上色。她妈拿起遥控器,换了一个台。换到一个电视剧,两个人在吵架。又换,换到新闻。她放下遥控器,眼睛还是看着电视。
茶几上有一盘橘子,橘子皮有点干了。旁边放着一副老花镜,镜腿缠着胶带。她妈伸手拿了橘子,开始剥。指甲掐进皮里,一瓣一瓣地掰开。她掰了一半递给我。我接过来,橘子瓣上的白丝没撕干净。我吃了一瓣,酸,牙根一紧。
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坐着,大概有一个小时。电视换了好几个台,她一直在换。橘子吃了两瓣,剩下的放在茶几上,慢慢变干。窗台上有一盆吊兰,叶子尖枯了。她站起来,拿了一个杯子去接水,回来给吊兰浇了。水从盆底漏出来,滴在窗台上,她用抹布擦了。
后来我站起来。她看着我。我走到电视柜前面,看着那个木盒子。盒子很小,比想象中小。我伸手摸了一下顶部,木头很滑,有一点凉。她妈在身后说,你走吧。
我转过身。她妈站在沙发边上,手里攥着抹布,指关节发白。她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声音。我往门口走,经过她身边的时候停了一下。她身上有一股药膏的味道,是贴的那种止痛膏。她说,陈默,以后清明你就不用来了。
我没有回头。拉开门,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照在灰色的墙上。我下楼的时候,每一层的灯都亮了一下又灭。走到楼下,我回头看了一眼六楼,她妈站在阳台上,隔着玻璃,看不清脸。
三天后我去派出所办最后的手续。民警递给我一份现场物品清单,让我核对。清单上列着:手机一部,黑色;钥匙一串;帆布包一个;外套一件,米色。我签了字。民警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是那部手机,屏幕碎了,右下角裂了一道纹。他说,手机你拿回去,看看能不能修。
我接过袋子。手机很轻,屏幕上还贴着膜,膜的边缘翘起来了。我按了一下电源键,屏幕亮了,显示锁屏,是一张猫的照片。那只橘猫,是我们结婚第一年养的,后来跑出去没回来。她一直没换锁屏。
回到家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充上电,屏幕又亮了。我知道她的密码,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她所有密码都是这个。我输了进去,解开了。
微信的最后一条对话是出事那天下午。她发给一个叫“周斌”的人,头像是一张风景照。消息只有一条,写着:方案我放桌上了,你看看行不行。
对方回:行,辛苦。
再往上翻,对话不多。大部分是关于图纸、材料、报价。偶尔有一两句别的。出事前一周,周斌发过一条:你脸色不太好,注意休息。她回了一个笑脸表情。
再往上,三个月前,她发过一条:最近家里有点事,可能会晚点到。周斌回:不急。
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屏幕暗下去,又亮起来,是消息提醒,她妈发来的:手续都办好了。我没有点开。屏幕又暗了。
我走到卧室。床单还是那条浅蓝色的,枕头只有一个。衣柜里她的衣服还在。我打开柜门,那件驼色大衣挂在最外面,腰带垂着。我伸手摸了一下袖子,面料很软,有点起球了。大衣口袋里有一张超市小票,日期是出事前两天,买了牛奶、鸡蛋、一把青菜。牛奶到现在也没有买回来。
我把衣柜门推上。走到客厅,把沙发上的毯子叠好,放在扶手上。茶几上那杯水——早上倒的,已经凉透了,杯壁上的口红印还在。我拿起来,把水倒了,杯子放进水槽,和水槽里那只碗一起洗了。碗底的油花已经干了,洗洁精搓了两遍才洗掉。我把碗和杯子倒扣在沥水架上。
水槽旁边的台面上放着一把菜刀,是前天切苹果用的,没洗,刀刃上有一层褐色的氧化痕。我拿起来,冲了冲,用抹布擦干,放回刀架。刀架是木头的,插刀的口子有点发黑。
做完这些之后,我在餐桌前坐下来。桌上那叠起诉状还放在那里,最上面那张纸角卷起来了。我把它们收拢,对折,塞进抽屉里。抽屉里有她的医保卡、一张过期的健身卡、几支笔。我把起诉状压在最底下。
窗外天暗下来了。对面楼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我没有开灯,坐在暗处。手机在茶几上亮了一下,是她妈发来的第二条消息:墓碑刻好了,你来看看。
我没有动。
过了很久,我站起来,走到玄关。她的钥匙还在鞋柜上,毛绒小猫歪着,尾巴朝上。我把钥匙拿起来,小猫的毛蹭过掌心,有点糙。我把钥匙挂在自己的钥匙串上,和我的钥匙碰在一起,金属的声音很轻。然后我拉开门,楼道里的灯亮了。
我下了楼,走到小区外面。街上的路灯亮着,有人在遛狗,狗绳拖在地上。水果店门口摆着橘子和苹果,橙色的灯照着,颜色很亮。我走过水果店,走过便利店,走过药房。药房的灯箱上写着二十四小时营业。我继续走,走到路口,红灯亮了,我站在人行道边上。旁边站着一个女孩,背着书包,戴着耳机。绿灯亮了,她走了,我没有动。红灯又亮了。
我站在那里,看着对面。对面是一排梧桐树,叶子落了大半。树后面是一个小区,六楼有一扇窗户亮着灯。那是她妈家的方向。
我看了很久。然后我转过身,往回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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