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一场血案，替法院证明了“感情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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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更值得细看的，是书里写的“隐身的家暴”。贺欣收集的一审案件中，认定了家庭暴力的只有一例——而且即便那一次，受害人拿出了医疗报告、详细的伤痕记录、警方制作的和解协议，还持有人身安全保护令，一审法官也判离了，二审仍然以安全为由，撤销了这个判决。这不是个别法官的冷漠：基层法官被上诉率考核压着，认定家暴意味着高风险，回避认定才是自保。

他用一场血案，替法院证明了“感情破裂”

2026.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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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时翻《唐律疏议》看到一句话：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疏议解释得更直白——夫妻以义相合，义绝则离；判决强离而抗拒不离的，徒一年。

也就是说，一千三百年前的立法者，在“离婚谁说了算”这个问题上，态度简单而强硬：法律列举的情形一旦发生，婚姻关系即告断绝。不由你愿不愿意，官府强制离异。这不是某一方可以主张的权利，而是当事人必须履行的义务。

一千三百年后，2026年9月2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份民事裁定书里写道：审查期间，丈夫持刀重伤岳父母，该新发生的事实，足以证明夫妻感情已经破裂——遂指令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小芳诉陈某离婚纠纷案”再审。

两件事隔着一千三百年相望，像一道难堪的对照题。

2

先说古人怎么处理离婚。

中国古代的离婚，形式上大致有三种：休妻、和离、义绝。

休妻是丈夫的单方特权，依据是“七出”——无子、淫佚、不顺父母、口多言、盗窃、妒忌、恶疾，占任何一条，丈夫即可出妻。但也配了“三不去”作缓冲：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占其一，不得出。一半是父权，一半是底线，古人在制度里埋了两手。

和离则是协议离婚。敦煌文书里存着唐代的“放妻书”，语气温和得让人意外：“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离婚不必撕破脸，好聚好散，古已有之。

但最值得今天回望的，是义绝。

义绝与前两者根本不同：七出是丈夫的权利，和离是双方的合意，义绝却是国家的强制——不是夫妻任何一方想离，而是官府认定这段婚姻的“义”已经断了，必须强令离异；不肯离的，徒刑伺候。

按《唐律疏议》的列举，义绝的情形，几乎清一色是暴力：夫殴妻之祖父母、父母，杀妻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夫妻祖父母、父母相互杀害；妻殴詈夫之祖父母、父母……

这份清单，翻译成现代话就一句话：当暴力指向对方的血亲，婚姻的“义”就死了。

古人没有“感情破裂”四个字，却比我们更早看穿了一件事：婚姻的存续，以人身安全为底。底破了，婚姻在法律上就应当当场死亡——不需要再观察，不需要再给机会，更不需要被害人举证证明“我们已经没有感情了”。

义绝甚至是义务。你不离，官府逼你离。这是古人的清醒：在暴力面前，不信任任何人对婚姻状态的主观陈述，只认行为。

3

再看小芳的案子。

据澎湃新闻报道，2009年，读初一、年仅15岁的小芳，经人介绍认识了27岁的陈某，随后同居。2010年至2022年，两人生育四个子女，2022年11月才补办结婚登记——只因孩子上户口需要。

2023年，一次争执中她遭殴打，萌生离婚念头。2024年1月，她以家暴、赌博为由起诉离婚。当年4月，在当地多部门见证下，陈某写下保证书：承认曾找小芳娘家人麻烦、扬言要杀其家人、经派出所处理——并承诺若再违反，小芳可随时起诉离婚。

离婚诉讼期间，威胁没有停过。小芳既忧心家人安全，又心疼年幼的孩子，撤回了起诉。

撤诉没有换来安稳。2024年12月的一个凌晨，她向派出所发出求救信息：“我现在很危险，麻烦你们不要让他知道的情况下来救我……他一直拿刀看着我。”同月，她第二次起诉离婚，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2025年4月29日，镇雄县法院判决：双方同居多年、共同孕育四个子女、已补办结婚登记，可见已建立一定感情基础，夫妻感情并未因吵闹而彻底破裂——不准离婚。她上诉，补交了多份报警回执、陈某追打其哥哥的视频。9月4日，昭通中院二审：未能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维持原判。

2026年5月7日凌晨两点，陈某翻墙潜入岳父母家中，持刀将两位熟睡的老人刺成重伤二级后逃离。三天后被抓获，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

9月24日，云南高院再审审查：二审生效后新发生的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夫妻感情已经破裂，依法应判决解除婚姻关系——指令再审。

把这份时间线平放在唐律的义绝清单旁边：扬言杀妻全家、殴打妻子、追打妻兄、持刀相向、刺伤岳父母——每一项，都够得上“义绝”的成色。放在唐代，官府会直接强令离异；到了现代，这些反而成了难以逾越的举证门槛。

古人不需要证明的东西，今天要被害人来证明——还要证明到“充分”的程度。

4

问题出在哪儿？出在"感情破裂"这四个字本身。

1980年婚姻法确立"感情确已破裂"为准予离婚的法定标准，民法典第1079条沿用至今，并列出五类情形：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其他导致感情破裂的情形。

立法的本意，是给“破裂”画出客观刻度。但司法的实操里，刻度常常失灵。

第一层失灵，是感情本身不可证明。感情是内心状态，裁判者无法钻进任何人的心里，只能依据外在事实推定。而推定的钥匙，握在裁判者对“家庭”的想象手里。于是同样的证据，读出两种意思：同居多年、生育四子，可以被读作“有感情基础”，也可以被读作“沉没成本更高，更难离开”；打人之后的保证书，可以被读作“悔改”，也可以被读作“危险升级”；受害方撤诉，可以被读作“和好”，也可以被读作“恐吓之下的屈服”。两级法院选了前一套读法，惨剧替我们补上了后一套。

第二层失灵，是举证责任的错配。主张破裂的一方负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后果由其承担。可小芳拿出了什么？报警回执、保证书、凌晨的求救短信、保护令申请、追打兄长的视频。这还不算“充分”，还要怎样才算？要求一个躲在外地、拉黑电话、不敢回家的人，去证明自己的婚姻已经死亡——这不是严格，这是让逃亡者自证危险。

诉讼离婚本没有离婚冷静期，但“第一次一般判不离”的实务惯性，被律师们戏称为诉讼里的冷静期。

这个“惯性”，不是玄学，而是被学者反复验证的常规。南方周末报道，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贺欣，2008年从一位法官朋友那里第一次听说“离婚案件第一次基本不判离”时，大为震惊——课堂上学到的“感情确已破裂”有一整套细致标准，实践中却是这样一条简单粗暴的默认线。

此后十八年，他在广东、陕西旁听了大量离婚庭审，又访谈了江苏、广西、浙江的一线法官，写成今年8月出版的新书《中国式离婚》。他的解释很直白：对法官而言，驳回第一次离婚申请，可以避开财产分割、子女抚养这些最容易出错、最容易引发上诉的环节，还能提高结案数，顺手给当事人一个“冷静期”。

2021年协议离婚的冷静期落地之后，这种策略反而更加明显——驳回，已经成为首次离婚诉讼的常规操作。

换句话说，小芳遇到的不是两个糊涂法官，而是一套运行多年的默认程序。

更值得细看的，是书里写的“隐身的家暴”。贺欣收集的一审案件中，认定了家庭暴力的只有一例——而且即便那一次，受害人拿出了医疗报告、详细的伤痕记录、警方制作的和解协议，还持有人身安全保护令，一审法官也判离了，二审仍然以安全为由，撤销了这个判决。这不是个别法官的冷漠：基层法官被上诉率考核压着，认定家暴意味着高风险，回避认定才是自保。

数据同样冷静：2025年全国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6351份，而全国法院每年处理超过150万件离婚案件——按2016年官方统计，其中14.86%的诉由就是家庭暴力，粗算超过二十万件。二十余万比六千余，这笔账不必细算也能读出分量；至于陕西不少县的法院，甚至几年都签发不出一份保护令。

回到小芳案：她的证据，在贺欣的清单里几乎每一项都齐——报警回执、警方见证下写就的保证书、保护令申请、追打兄长的视频。贺欣笔下那个唯一的胜例，证据齐备、法官同情，尚且被二审撤销；小芳的两次败诉，不过是这套默认程序的又一次正常运转。

云南高院这份裁定的价值，在于它绕回了客观化的老路：不再揣测感情，而是认定事实——重伤岳父母，行为即证明。用现代的程序，重新发明了一千三百年前的“义绝”。

但真正让人细思极恐之处在于：如果云南高院再审审查期间，没有发生重伤岳父母的情形，云南高院维持原审判决的概率有多大？

5

回到一个问题：法官们为什么不敢判？

贺欣给出的答案，可能是这起案件里最需要冷静面对的部分：在法院的账本上，离婚案件是最容易演变为恶性事件的案件。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发文，要求审理婚姻家庭案件“坚决防止杀人、伤人和自杀等恶性事件发生”——一旦事件发生，法官乃至法院都可能被追责。用贺欣的比喻说：当事人可能带着一颗“炸弹”走进法庭，法院不能去引爆它。

于是一个悖论出现了：法官规避风险的方式，是不判离；而小芳案告诉我们，不判离，恰恰是把炸弹原样留在一个已经在冒烟的家庭里。炸弹没有在法庭爆炸——它在岳父母家的院坝里，凌晨两点，爆炸了。法院最怕引爆的那场恶性事件，被两次“不准离婚”的判决，亲手延迟，也亲手放大了。

这不是为哪一位法官开脱，而是要把账算得更深：2025年全国法官人均办案量仍在三百件以上，员额制、司法责任制之下，一纸改判、一起信访，都直接压在办案人身上，规避风险成了制度环境里的理性选择。贺欣有一句说得很重的话——“社会本身是不公平的，法院也没有很好地抵制社会的不公平，反而迁就甚至加速了它。”

当“案结事了”成为最高目标，公平就可能变成谈判的筹码：书里记载，一位被公公两次强奸未遂的妇女，她的遭遇没有被移送追诉，而是折算成了财产分割里的补偿。小芳案判决书里那句“有一定感情基础”，不过是同一套话语的另一个变体。

6

有人会说，判不离是为了维护家庭稳定。这话对大多数婚姻成立，对暴力婚姻不成立。对后者，“维持”不是稳定，是缓期。

婚姻自由，从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写起，就同时包含结婚的自由与离婚的自由。离婚自由的最后防线，不该由受害人的血来守。

义绝制度真正的启示，不在“古人更先进”——义绝同样粗糙，甚至株连过苛——而在立法技术：把不可证明的主观状态，兑换成可以认定的客观行为。暴力一旦指向配偶及其血亲，法律不再询问任何人的心意，直接宣告婚姻死亡。这背后是一套朴素的价值排序：人身安全高于婚姻存续，行为事实高于内心揣测。

这套排序，民法典其实早已写好——第1079条第二款，家庭暴力、虐待、恶习屡教不改，白纸黑字，条条都是“义绝”的现代版。需要校准的，从来不只是法条。当然，把账全算在法官“那一点胆识”上，也有失公允——前面已经看到，风险规避是制度养出来的。

真正的解法，是让“敢判离”的法官有托底：2024年最高法调整家事审判考核，方向是对的，但“社会效果”这类模糊指标，反而可能加重法官的不确定感。什么时候认定家暴、判离暴力婚姻，从法官的职业风险变成职业常态，第1079条才算真正长出了牙齿。

法律不必替任何人判断爱情的有无，但法律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当一个人用刀回答了婚姻，婚姻还剩下什么？

这个问题，唐律答得干脆，民法典写得分明，剩下的，只是适用时的那一点胆识。

7

一千三百年前，法律写的是：夫殴妻之父母者，义绝，强令离之。

一千三百年后，法律等来了两位重伤二级的老人、一间重症监护室的病房，才补上那句“足以证明感情已破裂”。

感情破裂，从来不需要这么重的证明。真正需要追问的是：那些早已摆在案卷里的报警回执、保证书、求救短信，为什么一直不算数。

任何社会都可能存在巨婴型的个人与婚姻，但那往往只是个人的悲剧，如果社会成为了巨婴型社会，那将是所有人的悲剧。

愿小芳的再审，判得比刀快。

90后高校法学老师、执业律师的思想自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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