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6年，北京，来自江西于都的谢宝金陪侄子看完病，顺道走进军事博物馆。展厅里人不少，他却在一台发电机前停住了脚步，盯了很久，随后伸手摸去。
工作人员赶紧上前制止。对方只是按规定办事，谢宝金却像被人拦住了回家的路，脸色一下变了。他喘着粗气，眼泪很快落下来：“这是我背回来的，摸一下也不行吗？”
周围安静了。
侄子谢林贵连忙解释，老人并不是故意闹事。这台发电机，对别人来说是展柜里的一件设备，对谢宝金而言，却是几十年前长征路上的伙伴，曾经和他一起穿过险地、爬过雪山，也见证过许多战友倒下。
谢宝金参加红军时，已经36岁，结婚18年，家中有妻子和三个儿子。此前，他在于都铁山垅钨矿做矿工，身材高大，力气惊人，能够挑起约150公斤的重物。
毛泽民当时在中华钨矿公司工作，听说矿上有这样一位壮实能干的工人，便亲自找他谈话，询问是否愿意参加红军。谢宝金没有犹豫，暂别家人，走进了革命队伍。
凭着力气和手艺，他被安排到中革军委情报部技术部门，负责无线电设备的保障工作。那台发电机约重68公斤，采用手摇方式供电，操作起来十分费力。一般人摇不了多久，谢宝金却能坚持下来，设备出了小毛病，他也常常自己设法修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无线电台承担着传递情报、保持联络的重要任务，而发电机就是电台能够运转的保障。出发前，有首长专门叮嘱谢宝金：“设备不能丢。”
他回答得很干脆：“人在，设备就在。”
起初，负责保护设备的是一个加强连，共有128人，发电机也由几名战士轮流抬运。可长征并不是普通行军，山路、急流、敌情和伤病，都会让沉重的器材变成巨大的负担。
有意思的是，谢宝金没有把困难推给别人。遇到紧急情况，他常常把发电机往背上一放，自己承担大部分重量，让战友腾出手来行军和作战。这个动作看似简单，背后却是一次次咬牙坚持。
队伍进入草地前，加强连只剩下三个人，其中就有谢宝金。人员减少了，设备却不能丢。他曾对身边人说：“就算只剩我一个，也得把它带走。”
草地泥沼危险异常，稍有不慎便会陷入泥中。背着发电机硬闯，显然不是办法。谢宝金观察地形后，想到沼泽旁的黄竹，便和战友砍竹、捆扎，做成简易竹排，把发电机放在上面，再由人拉着前进。
这个办法不复杂，却救了设备，也减少了人员陷落的风险。那段路上，很多时候靠的不是现成工具，而是战士们临场想办法的本事。
过雪山时，道路狭窄陡峭，几个人无法同时通过。谢宝金便让战友把发电机放到自己肩上，独自挪过险处。一步一步，他把这件设备带到了陕北。
长征结束后，部队举行过庆祝活动。毛泽东曾肯定谢宝金在长征中保护设备的表现，称赞他是长征中的模范。对一个普通战士来说，这份评价并不在于职位高低，而在于他把一件具体的事，做到了极致。
到达延安后，谢宝金曾在生活合作社任职。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安排到北京工作，负责金库管理。这样的岗位需要可靠，也说明组织对他的信任。
但他后来认为自己文化水平有限，不应占着岗位和待遇，便主动离开北京，回到于都，在食品站做副主任兼收购员。收废品、收牛皮、收猪小肠，都是又脏又累的活，夏天臭味难闻，许多人替他觉得不值。
谢宝金却不在意。有人替他抱怨，他只说：“什么活都得有人干，我怎么不能干？”
他对日子过得很节省。一张废纸、一块旧布，能用就不丢；掉进污水里的大头针，也要捞起来擦干净。群众拿来一两个铜板，他照样认真过秤、照价收取，从不嫌麻烦。
有人问，这么小的买卖也值得费工夫吗？谢宝金答道：“人民的事情，没有大小之分。”
节假日，他常主动留下值班。老伴埋怨他顾不上家，他便解释：“公家是大家，自家是小家。”
1966年，老伴和儿子生病，几个孙子还要上学，家里并不宽裕。有人建议向组织求助，他却没有答应，只说国家还不富裕，家里能自己扛，就不要伸手。
所以，1976年那次在军事博物馆里，他面对的并不只是一台发电机。那里面有他36岁离家参军的决定，有加强连逐渐减少的人数，有沼泽和雪山上的脚印，也有他始终没有放下的责任。
多年过去，谢宝金没有留下多少个人照片。听说，他仅有的一张照片印在瓷盘上，后来瓷盘意外破碎。展柜里的那台发电机，反倒成了人们辨认这位老红军经历的一件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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