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清代康熙年间，江南一名官员家属被发往宁古塔，押解文书上除了罪名，还写着人数、里程、随身物品和交接地点。真正决定这趟差事是否难做的，并不是囚犯相貌，而是路途、盘缠、看管责任，以及沿途官府肯不肯接收。
流放不是简单的“赶出故乡”。隋代把笞、杖、徒、流、死列为五刑，流刑仅次于死刑。唐律又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区分远近。对没有车马的囚犯来说，千里路往往意味着数月跋涉。
路上还要戴枷、负锁。遇到河流、山岭和盗匪，行程随时可能中断。抵达目的地后，也不等于刑期结束，许多人要被编入当地户籍，承担劳役，甚至终身不得回乡。
目的地同样令人畏惧。岭南多瘴气，西北苦寒，东北边地冬季漫长。清代文人吴兆骞流徙宁古塔后，曾在书信中写到当地寒冷艰苦。对古人而言，离开熟悉的乡土，不只是身体受苦，也意味着亲族关系和原有身份被强行割断。
那么，为什么民间故事里常说，衙役愿意押送女囚？
这里有个容易被夸大的误会。古代官府并没有一条普遍规定，专门让衙役争抢押送女性。押解本是差役职责，谁来承办，往往取决于地方分派、长官安排和差役之间的利益交换。所谓“抢着去”，更多是后人对某些地方现象的概括。
女囚在体力上通常弱于成年男性，逃跑和暴力抗拒的风险可能较低。押解男性重犯，差役要防备途中脱逃，还要提防同党接应。小说中的野猪林虽然属于文学情节，却反映了民间对押解风险的想象。现实中，押送者若让重犯逃走，也可能受到追责。
有些女性并非单独定罪，而是因家属获罪受到牵连。特别是在“缘坐”、籍没等制度下，罪犯的妻女、婢仆可能被一并处分。她们的身份常被官府视作家产的一部分，命运并不由自己决定。
这才牵出“姿色”背后的黑暗。部分女囚在押送途中可能遭受侮辱、勒索，甚至被强迫服役。若有亲属随行，往往还要设法打点差役，希望少受折磨。对某些差役而言，钱财和权力带来的便利，比所谓美貌更实际。
至于女囚是否会被送入官府管理的乐籍，也不能一概而论。历代制度不同，罪名、身份和地区也不同。唐代文献中的官妓来源复杂，不能简单说所有被流放的女性都成了官妓，更不能把个别记载扩大成普遍规则。
有意思的是，女性受到的“优待”也常常只是表面上的。某些时期，官府允许女眷乘车，或者准许家属随行，但这并不代表她们摆脱了枷锁和身份压迫。车马能减轻脚力，却改变不了被强制迁徙的处境。
一名差役曾对同伴说：“押送她们，路上少些冲撞。”同伴回答：“少担风险，不等于少担责任。”这两句话，倒比“只因姿色”更接近实际。差役看重的，是风险大小和能否从中获利。
流刑的变化，也不是某一天突然消失。清末修律时，传统刑罚开始受到近代法律观念冲击。1901年清廷推行新政，司法制度随之调整；1910年公布的《大清新刑律》已呈现废除流刑的倾向，但尚未真正施行，清王朝便在1912年结束。
民国建立后，《中华民国临时新刑律》取消了传统流刑，延续数千年的制度由此退出正式刑罚体系。它留下的档案却提醒人们：所谓押解差事的“肥缺”，背后往往不是轻松，而是权力失去约束后，对弱者施加的额外盘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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