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60年夏，直隶大沽口炮台失守，咸丰帝面对的已不是一场普通边患，而是北京城近在咫尺的军事危机。此时曾国藩正在长江中下游与太平军鏖战，手中湘军声势很大，却并非一支能够随时调往北方的完整军队。
“坐拥12万大军”这个说法，容易把历史讲简单了。湘军各部虽然号称十余万人，但分散驻扎在安徽、江西、湖北等地，分别由曾国荃、李续宜、鲍超等将领统率。军队粮饷、武器和补给，都依赖地方筹措，曾国藩并不能像调遣中央军那样，一纸命令便让全军北上。
更关键的是，湘军的主要任务是围攻安庆和南京。安庆直到1861年9月才被湘军攻陷，太平天国在江南的战事仍处于胶着状态。倘若抽调主力离开战场，太平军很可能重新夺回长江沿线据点，清廷在南方的局面会迅速恶化。
大沽口的战局变化，也让清廷措手不及。1859年，僧格林沁部曾在大沽口击退英法舰队，朝廷误以为凭借炮台和骑兵，仍能迫使对方退让。可是1860年英法联军卷土重来，清军防线很快崩溃。8月，联军攻占大沽炮台；9月21日，清军在八里桥战败，北京门户由此洞开。
僧格林沁麾下确有数量可观的蒙古骑兵，但冷兵器时代的冲锋，无法抵消火炮、步枪和严密队列带来的差距。战马怕炮，骑兵难以接近，传统的弓箭和马术，在近代火力面前失去了原有优势。这不是将领临阵胆怯，而是军制、武器和训练一同落后的结果。
朝廷这才把目光转向湘军。问题在于，北上并不只是派出几千名精兵那么简单。部队需要筹粮、造船、整顿军械，还要穿越数省。即便鲍超所部作战勇猛，长途调动之后，能否赶上北京战局，仍然是一个极大的疑问。
据相关史料，咸丰帝确曾屡次催促地方军队勤王，但把这件事说成“曾国藩拥有12万精兵，却故意见死不救”，并不严谨。曾国藩的奏折往往反复说明兵力分散、粮饷困难以及南方战事未平等情况。他没有公开抗命，却也没有立即交出最精锐的部队。
这里面有私心吗？不能说完全没有。湘军是曾国藩多年经营起来的地方武装，军官之间有乡土、师生和部属关系。鲍超部队尤其能战，是湘军用来攻坚的尖刀。把这样的部队交给胜保等北方将领统率，既可能削弱湘军，也可能造成军令不合。
不过，真正决定曾国藩态度的，还是战场判断。他大概清楚，即使派兵北上，也未必能改变北京的命运。1860年9月，英法联军已经击败八里桥清军；10月13日进入北京，10月18日至19日焚毁圆明园。湘军从江南出发，根本不可能在数日之内赶到京师。
曾国藩更大的判断，是英法联军的目标与太平军不同。英法方面主要要求扩大通商权益、取得赔款，并不以长期占领北京为主要目的。战争达到目的后，联军确实在签订《北京条约》、取得赔款和通商利益后撤出北京。这个判断带有赌的成分，但不是毫无根据。
只是，判断对了战略方向，不等于行为没有代价。北京失陷、圆明园被毁，清廷威望遭受沉重打击；而湘军继续南下，最终在1864年攻破天京，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曾国藩保住了清廷在南方的统治，却没有解决清军面对近代列强时的根本弱点。
所以，曾国藩不是简单的“见死不救”，也不是纯粹为国分忧。他把安定南方、保存湘军和避免无谓北援放在了一起权衡。这个选择延续了清朝的统治，却也暴露出地方军队与中央朝廷之间的矛盾：国家危急时，真正能够调动的兵力，早已不完全掌握在朝廷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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