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03年，清末武昌，八岁的冯友兰随父母离开唐河，开始了一段没有固定学堂的求学生活。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跟着家人辗转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
冯友兰的成长，离不开唐河冯家的家学。冯家重视读书，家中子弟无论男女，年满七岁便要接受教育。可真正把这种家风变成日常坚持的，并不只是家规，而是他的母亲吴清芝。
到武昌后，冯台异忙于任事，三个孩子的学业大多由吴清芝照料。她没有把读书讲得玄妙，只要求孩子把课文读熟，把字句弄懂。后来一家人迁往崇阳，家中连钟表都没有，她便在院子里画下几道线，用太阳影子的移动来规定读书和休息的时间。
“影子到了这里，就要开书。”
这种办法看似简单，却把读书从一时兴致变成了规律。冯友兰后来能够打下扎实的文字基础，弟弟冯景兰、妹妹冯沅君也相继走上学术和文学道路，都与吴清芝早年的坚持分不开。
1907年，冯台异病逝于崇阳任上，冯友兰年仅十二岁。一个家庭失去父亲，在当时意味着经济和生活上的双重压力。吴清芝没有让孩子停学，也没有整日沉浸在悲痛之中。她常告诫子女，忧愁太重会伤身，遇到难处也要振作精神。
她的坚韧不只体现在口头上。丈夫去世后，她仍设法为孩子延请教师，承诺束脩和饮食照旧，不能因为家中少了男主人便耽误学业。冯友兰后来回忆母亲，说她平生喜欢读书，更喜欢子女读书。这句话，分量远胜一般的赞美。
吴清芝的眼界，还超出了传统家庭对女性的安排。辛亥革命后，她曾参与创办唐河端本女学，并担任学监。为了让乡里人相信女子也能进学堂，她把自己的女儿和儿媳带进学校。族人有疑虑，她却没有退让。
这种态度同样影响了冯友兰。妹妹冯沅君后来要到北京求学，家族中有人反对，吴清芝仍支持女儿走出去。对一个生活在清末民初的女性而言，这样的决定并不轻松，却显示出她对教育的理解：读书不是男子的专利，而是子女立身的根本。
冯友兰婚后的生活，则离不开任载坤。两人相识时，任载坤正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按照当时校规，女学生婚后往往不能继续完成学业，因此他们约定等她毕业后再成婚。这个决定得到吴清芝支持，也说明冯家并未把婚姻置于求学之上。
1918年，两人在开封结婚。任载坤出身重视新学的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却没有把自己的才华只用于个人发展。婚后，她逐渐承担起家庭事务，让冯友兰能够集中精力从事教学、研究和写作。抗战时期生活艰苦，她甚至亲自上街炸麻花补贴家用。
有意思的是，冯友兰一生很少操持柴米事务，并非他不懂生活艰难，而是任载坤替他挡下了许多琐碎压力。特殊年代里，冯友兰身处困顿，任载坤仍经常到牛棚附近张望，确认丈夫平安后才离开。那几块供她站立的石头，后来被冯友兰称作“望夫石”。
1977年10月，任载坤因长期劳累重病去世。妻子离开后，冯友兰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明显恶化。此时，女儿宗璞接过了照料父亲的责任。她既是女儿，也是护理者、记录者和生活安排者，陪伴父亲度过生命中最艰难的阶段。
宗璞早年报考清华大学时，成绩一度没有达到要求，冯友兰没有利用身份替她通融，而是让她重新准备，两年后凭自己的成绩考入清华。这件小事很能说明他的原则：父女关系亲密，却不能取代应有的标准。
晚年，冯友兰多病缠身，仍想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宗璞为此承担了大量照料工作，自己的写作一度停滞。病中，冯友兰看着女儿说：“小女，你太累了。”他知道女儿为自己付出了什么，因此在临危之际还劝她不要停下创作。
1990年7月，《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册完成。同年11月，冯友兰去世，享年九十五岁。母亲给了他求学的根基，任载坤守住了他的生活，宗璞则陪他完成了晚年的学术心愿。三段亲情，恰好对应了一个学者从启蒙、成事到收束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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