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1月，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成立不久，常乾坤给新任司令员刘亚楼写去一封信。信中的话并不复杂，却很有分量：“我愿诚心诚意地协助您，兢兢业业地为中国人民空军而努力！”
这不是一句客套话。此时的人民空军刚刚诞生，飞机数量有限，人员构成复杂，机场、油料、维修和训练体系都在起步阶段。常乾坤没有成为首任司令员，却把自己多年积累的航空经验，全部投入了这支新军的建设。
常乾坤1904年出生，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弼比他年长，刘亚楼则出生于1910年，1929年入党。三人的经历不同，也决定了他们在军队中的位置各有侧重。
刘亚楼长期在红军和解放战争一线工作，指挥作战经验丰富，尤其熟悉大兵团组织和部队管理。常乾坤、王弼则较早赴苏联学习航空，一个偏重飞行，一个专长机务。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回国后主要从事航空人才培养，较少直接参与前线作战。
这并不意味着二人资历不足，而是航空专业本身决定了他们很难像普通指挥员那样长期驻扎战场。航空教育、器材维护和飞行训练，都是当时部队极为稀缺的能力。没有这些基础，后来再多飞机也难以形成战斗力。
抗战胜利后，常乾坤、王弼被派往东北接收日伪遗留的航空器材。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后，常乾坤担任副校长，王弼负责政治工作。学校条件艰苦，器材残缺，人员来源也十分复杂，既有部队干部，也有起义人员和曾在日军航空机构工作过的技术人员。
他们要找飞机、修飞机，还要编教材、教飞行。很多时候，一人身兼数职。国民党军队还曾对学校实施轰炸，航校不得不多次转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学校逐步培养出飞行、机械、领航和地勤保障人才，为后来组建空军保存了种子。
1949年初，中央把建设人民空军提上日程。3月30日，军委航空局成立，常乾坤任局长，王弼任政委，工作人员大多从东北航校抽调。航空局负责接收机场和飞机，整合航空人员，也承担首都防空和空军筹建工作。
有一次，常乾坤向毛泽东汇报东北航校情况。毛泽东关心飞机能否安全使用，常乾坤没有夸大成绩，而是直说：“现在零备件缺少，飞机多是拆东补西，安全系数还不够高。”这份谨慎，正是当时航空工作的真实处境。
开国大典前，航空局既要保障北平上空的安全，又要准备空中受阅。聂荣臻曾考虑到部队规模太小，建议航空队不参加阅兵。常乾坤却坚持说：“空军必须参加，要让大家看到人民空军的力量。”
距离10月1日只剩二十多天，训练时间十分紧张。参加受阅的飞机只有十七架，为了形成整齐壮观的编队，周恩来提出让部分飞机飞过天安门后绕行，再次进入航线。常乾坤据此反复推演航路，使有限的飞机产生了连续飞行的效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受阅并不等于放松警戒。部分飞机携带实弹，航空队还承担着首都防空任务。那场阅兵背后，既有象征新国家力量的展示，也有应对突发空袭的现实准备。
1949年11月11日，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亚楼虽然缺少飞行经历，却有丰富的部队指挥和组织管理经验；常乾坤则担任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王弼负责工程建设。这样的安排，是军事指挥与航空专业相结合的结果。
常乾坤写信表明愿意协助刘亚楼，实际也是对分工的明确回应。空军不是单靠会飞就能建成，还需要纪律、组织、训练、维修和后勤共同支撑。刘亚楼负责把队伍带起来，常乾坤等人则努力把专业体系搭起来。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常乾坤又担任中朝联合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此后，他还参与多种国产飞机的试制、论证和改进。1973年5月20日，常乾坤因病抢救无效去世，享年69岁。那封写给刘亚楼的信，留下了一个航空老兵对人民空军最直接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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