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胡适致毛主席电报：希望您放弃武力吗？

1945年秋，美国华盛顿，胡适读到傅斯年从延安返回后的报道，又得知毛泽东托人转达问候，便给延安发去一封电报。电报谈的不是旧日学术，而是中国将走向何方。多年未见的两位旧识，就这样隔着太平洋，展开了一次没有当面交锋的政治对话。

胡适在电报中回忆与毛泽东早年的交往，并劝中共领导人“放弃武力”，争取成为一个不依靠武装的政党。他举出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通过选举取得政治地位的例子，认为中共已经成为重要政治力量，只要坚持和平发展，便可能获得更大前途。

这番话并非客套。胡适相信教育、舆论和制度改良，认为社会应当依靠长期的思想启蒙逐步变化。在他的判断里，内战会使中国再次陷入破坏，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应把武装冲突当成主要道路。

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当时的中国，并不是胡适电报中所举的英美社会。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的军队、地盘和政治目标彼此牵制，蒋介石坚持要求中共交出武装，而中共则认为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就无法保障谈判成果。毛泽东很清楚，所谓和平，必须有相应的力量作支撑。

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早年没有受到胡适影响。1918年至1919年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任图书管理员，月薪八元。那时的他常去旁听课程，也曾拜访胡适。胡适提倡白话文，重视现实问题研究，对青年知识分子有很强的吸引力。

1919年，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胡适读到文章后，认为其见解开阔、议论痛快，称这是当时难得的重要文字。青年毛泽东筹办文化书社、组织问题研究会，也曾参考胡适关于教育和社会问题的看法。

那时的毛泽东，还在不同思想之间寻找方向。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李大钊则强调必须有明确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方向。表面上，这是知识界的论争；往深处看，却是两种救国路径的分岔。

1920年，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谈到，改造社会不能只有感情上的聚集，还需要共同信守的“主义”。他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这说明他的思想已经从单纯的教育改良，转向更具组织性和行动性的革命道路。

有意思的是，思想开始分流，私人交往却没有立刻中断。毛泽东曾致信胡适，谈到湖南局势和教育事业，希望将来得到帮助。胡适也曾对湖南青年团体的建设提出建议。两人之间，既有敬重，也有分歧；既有早年的共同语言，也有后来无法调和的政治选择。

1945年的电报，正是这种分歧集中显现的一刻。胡适把中国政治问题放进英美制度的框架中观察，希望通过和平竞争改变政党力量对比。毛泽东面对的却是一个军政合一、旧秩序尚未瓦解的中国。两种经验背景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难以相同。

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确实一度展开。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双十协定》。但协议并没有消除双方的根本矛盾。谈判桌上的承诺，最终仍要面对军队归属、解放区政权和政治权力分配等现实问题。

毛泽东没有接受胡适的建议。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历史很快证明，单靠公开辩论和选举安排，无法解决当时中国的权力冲突。胡适的主张有其理想主义色彩，却缺少对中国社会结构和军事现实的充分估计。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定阶段。毛泽东在公开文章中批评胡适等人依附国民党政权，认为他们在政治上选择了反动阵营。不过，这种批评并没有抹去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胡适提倡白话文，对中国启蒙运动起过作用，这一点不能全盘否定。

胡适后来赴台湾，继续从事学术和文化活动。1962年2月24日，他因心脏病在台北去世，终年七十一岁。毛泽东在1964年谈及《红楼梦》研究时，还曾认为胡适的某些考证意见较为接近事实。政治立场已经分开，学术判断却不必因此全部推翻。